7岁的党有雄将是赵金梅收留的最后一个寄养孩子。过了这个春节，赵金梅已经63岁了，体力不济让她做出了这个决定。
像赵金梅一样，山西大同市散岔村的多数乳娘都曾是七八个孩子的寄养母亲，但随着年龄的增大，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她们将不能继续担任福利院儿童的寄养者。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同的“乳娘村”经历了明显的“瘦身”过程。据大同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全市乳娘村数量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8个锐减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5个，而时至今日，庞大的“乳娘村”队伍只剩下了散岔村这孤零零一个。
“这其中，经济发展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同市社会福利院院长靳保利说。
散岔村不大，只有150户人家。散岔村也不富裕，在村里走一圈，除了贴着瓷砖的校舍格外显眼外，绝大多数人家住的还是晋北的土窑，走的是一下雨就沾泥的土路。
但散岔村并不普通。村口那座写有“中国乳娘村”字样的照壁，似乎是在告诉来到这里的人们，这是个在历史上有故事的村庄。
上世纪50年代，一些被父母遗弃的患有脑瘫等疾病的儿童，被福利院收养后，部分寄养在此。
几十年前，当人们还处在温饱生活的边缘时，一点小米就为福利院的儿童换来了乳娘们甘甜的乳汁。乳娘换了一茬又一茬，她们当中有老有小，有一家三代，也有姐妹、妯娌和母女。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拥有水乳交融的亲情，这样的故事在散岔村不胜枚举。为了完成老伴的遗愿，63岁的刘生梅让自己的亲生儿女凑钱，为寄养弟弟娶回了媳妇，如今，老人已经“抱孙子了”。
31岁的吴雪丽先后是7个寄养孩子的乳娘。嫁到村里来之后，受婆婆影响，她的家就成了福利院孩子的寄养之所。自己的亲生孩子在外地就读，使她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这些寄养儿童。
但村里像吴雪丽这样有寄养想法的年轻女性并不多。与寄养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照顾相比，他们宁愿舍弃每月近千元的政府寄养补助，选择外出打工。
“乳娘村曾经是一种很好的寄养方式，孩子能够从中感受到家的温暖，有归属的收获。”靳保利说，但近年来，寄养家庭出现了由近到远、由不固定到固定的变化，这种寄养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农村环境较差，孩子虽能接受养育，所受教育却与城市有巨大差别。此外，农村环境对于孩子疾病的康复也带来不便。”他说，目前来看，收养是最好的方式。
2000年以来，社会福利院已经有400多个孩子被国外的父母收养。
但在现实当中，据福利院统计，被收养的儿童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还都在继续寄养。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乳娘村人们观念的改变，这最后一方水土恐怕也“在劫难逃”，但这种家庭寄养的模式还可以继续借鉴和改进。
“我们计划把寄养家庭从农村逐渐挪到城市。但迈出这一步，现在来看仍有很多困难。”社会福利院副院长毛瑞波说。
“我们正在选购房子，跟社区沟通，引导符合条件的下岗女性、待业女性来参与。如果城市家庭申请寄养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们会慢慢取消在乳娘村的寄养。”毛瑞波说。
而眼下，福利院在加强对乳娘村寄养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计划采取乳娘村家庭寄养和福利院集中寄养相结合的模式，代替以前单一的乳娘村家庭寄养模式。 (刘翔霄 王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