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重在改变司法裁决规则
老实说，“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于，基金设立的目的为帮助那些“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但到底谁才是“被冤枉者”，恐怕很难确定。那些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并没有撞人却去搀扶的公民，那当然是“被冤枉者”，但是，许多情形下，却是双方各执一词，没有其他证据，或者证据旗鼓相当，难以认定是否存在被撞的事实。这种情形下，基金会要不要提供援助，我认为是要的，为了让更多的人消除顾虑，敢于挺身而出，基金会哪怕援助了真正的撞人者，也要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为了弘扬正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那些有明显的证据支持是“被冤枉”，只是因为无钱或者没有精力打官司的人，“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提供法律上的援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不应当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重点。“搀扶老人风险基金”还应当将援助的重心前移，就是要通过提供法律援助、金钱补偿等方式，鼓励当时在场的证人出庭作证。基金会应当声明，在公民挽扶老人出现争议时，证人如出庭作证的，基金会提供法律援助和金钱补偿，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
但是，“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最大任务应当在于，通过诉讼援助那些“被冤枉者”，特别是那些并没有明显证据证实是非，争议性很大的案例，通过改变司法裁决规则，甚至促进法律的修改与完善，帮助他们在法律上寻找到一条救济途径，从而彻底地从法律上来解决这些“被冤枉”的问题，根本上扭转人们不敢搀扶跌倒老人的问题。
不敢搀扶跌倒老人的风气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鼓宇案”等案件的判决，这些判决的结果事实告诉人们，如果你无法证实你没有撞倒老人而搀扶了他，你可能被判处负有赔偿责任。因此，如果能通过诉讼来改变法官判案的规则或者推进法律的修改，其意义远远大于对于个别“被冤枉”公民的援助。杨涛
观察
风险基金不可能“包打天下”
人们遇危之所以“怕”字当头，缩手畏脚，不敢靠前营救，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害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实质上，它触及的是目前中国社会转轨换型过程中人们精神世界中伦理价值观念的失落问题。法律援助机制缺失，“不敢扶”、“不作证”折射出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倾斜。
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全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重铸，使“助人为乐光荣，损人利己可耻”成为主流文化，才是最为重要而紧迫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建设牵涉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三大领域，涉及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关联人的行为选择、行为修养、习惯养成等，需要通过构建道德实践的活动平台，依托学习、就业、人际交往、网络交流等方面的管理、规范和引导，进而不断提高公民的道德价值取向的水准和道德认知水平，逐渐使敢于扶、愿意扶、主动扶成为社会风尚。而“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的建立，可以解决求助者的燃眉之急，但不可能包打天下。
让见义勇为者得到好报，关键是不能让讹人者获得任何便宜。要确保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援助之手全部到位，使好人不再孤立无助，尤其是在诉讼中实行反举证制度，并对讹诈者予以严厉处罚，使居心叵测者不敢妄动。徐云鹏
事件
“彭宇案”后，面对跌倒老人，路人犹豫不决不敢出手相扶的事件不断出现：
●2009年2月16日，南京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人行道上，过往路人欲上前搀扶却又“有所顾虑”，都小心地“绕个弯儿”走过。最终一位热心市民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
●2009年7月22日，西安一位老人过路口时不小心摔倒，许多围观者不敢伸出援手，最后是热心“的哥”犹豫良久后，将他一直搀回了家。
●2009年8月24日，南京一位老人晚上11时骑电动车时摔伤，倒地不起，十几名市民自发围成一圈保护老汉，但直到救护车赶到，始终无人敢伸手拉老人一把。
●2009年9月19日，重庆南坪一位约80岁的老人摔倒在地，手足抽搐，无人敢扶。
●2010年1月31日，抚顺市一位老人摔倒，20多个围观的路人无一人上前，直到一个路过的辅警看到，才将老人搀了起来。
●2010年12月15日，深圳市78岁的市委组织部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肖先生的儿子外出时发现，父亲已没有了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