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几年之后，进入大学的田家懂得了父亲当时的愤怒。可当2006年，父亲提出想要出版这本书的念头时，她却无法表示赞同。说起来，她算得上是手稿最初的“半吊子”读者，“120多万字，哎呀，头大，实在看不下去”。
现在想来，这个固执的老人其实早就制订了出书计划。退休后正式写书时，田洪光变成了一个“节俭得吝啬”的人，甚至就连买两分钱一盒的火柴，他也不肯打开自己的荷包。十几年过去了，他的全部积蓄有3万多元，“就想用这些钱出书”。
可是，没有哪个编辑愿意费力气读完这样一部长篇。没办法，这个重担落在了田家的身上。尽管父亲提出，“字可以小一点，纸可以薄一点，但文字最好不要删”，不过因为出版社的要求，初稿里的内容还是需要大量删减。
大女儿还记得，半年时间里，自己每天总要花上5个小时编辑这本书。她打通了原来不甚清晰的故事梗概，删掉了许多“有头没尾的故事”。可当看到眼前的删节版，田洪光简直气坏了。
他郑重其事地用黑笔写了一封信，并请老伴做邮差，捎给在报社工作的女儿。
“田家，”老人一本正经地这样称呼，“我承认，我是不懂语法和标点符号，但是经过几十年的苦写经验，还是有点知识，懂得树(塑)造人物的语言和个性形象。”
在长达6页的信里，老人抱怨，女儿把很多她“认为多余的细节删掉了”，“如果按照报刊杂志的观点，桡夫们的下流习气和庸俗语言及很难懂的语言(方言或船工术语)，都应该删去。这样就失去了时代性，就不称桡夫了。失去了历史时代风气。”
他甚至质问：“如果只为迎合现代青年人的情趣，用现代的华丽词藻，那还有啥子历史？”他打定了主意，这些书“情愿不卖钱，也要原汁原味”。而最理想的情况，是“作为历史的货料罢”。
甚至现在，遇到前去探望他的客人，老人也会拉着对方小声地抱怨：“原稿中对人的评论和咒骂，几乎都是桡夫们自己说的。现在，把那些说话人都去掉，好像这些就是我作者说的一样。”一个短暂的停顿过后，他发现客人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继续说道，“我可是经过反右时期大鸣大放的人，有些作者骂了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可要不得。”
当田家从母亲手里收到这封信后，虽然“哭笑不得”，但也决定重新收录父亲想要保留的故事。眼下已出版的这本以川江上“乌泱泱的拉纤队伍”为封面的书，纸张并不精美，行距也比一般新书更小。
儿女们赶在父亲80岁生日时，将这本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书送给父亲，这当然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田洪光还没学着练习作家的排场，有朋友要他签名，这个矮小的老人就将手上的蓝布袋铺在马路的石阶上，席地而坐，用随身带着的黑色马克笔签名。
甚至，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人，还常常到新华书店，满足地看着书架上摆着的那几本新书。可如同人们所预想的一样，这本书的销量很差，它们的位置从门口不断迁往最僻静的角落，最终，下架了。
老人并没有太多表现出自己的沮丧，但儿女们知道，“他感到很悲哀”。这些厚厚的书册和手稿一起，只能堆在家里。田太权记得，一次，父亲突然问起他是否认识图书馆的人，“送给图书馆吧，只有在那里才能保存时间长一点。”
这个一辈子也不懂网络的老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尽数上网去了，很少看书。只恨自己生不逢时，命运不好碰上了上网的时代。”可没有人想到，这一次，网络改变了这些孤独书册的命运。
今年3月，在微博上有着十几万粉丝的田太权“织了个围脖”，这个艺术家将“老爸的故事”浓缩为一条100多字的微博。第二天他再次打开微博时，“吓了一大跳”，这个普通老人的故事已经被转发接近1000次，而评论也已经接近500条。
这个“固执而倔强的老人”的经历令网友们唏嘘。有人热心地建议，“转告你父亲，精心保存资料，将资料多拷贝两份。用方言真实记载底层生活社会万象意义重大，功莫大焉。”一个广东的“80后”提出，“想支持一下，不只是买回来做摆设，而是认真地看一下，这是一个人一生啊，多珍贵。”
老家就在重庆的人说，面对这本书仿佛“看到了故乡，高高的朝天门，激魄的两江汇”。曾经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的青年作家春树，也在等待了13天之后终于买到了一本。“令人敬佩！”她用自己的黑莓手机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
“上海迷糊女青年”已经读了一部分，感觉这“就像外婆跟我絮叨的故事一样，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书，人们不能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