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今的温州街头，有一批专管脏乱差的“职业找茬人”。作为城管信息采集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负责的区域，毛病挑得越多，收入就越高，如果挑不出毛病，可能还要受罚。温州这一做法，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每天上午8时，24岁的张建就会准时骑着电动车开始上街“找茬”。
张建是温州城管局数字城管处的一名信息采集员，俗称“职业找茬人”。他负责的区域位于市中心，包括汤家桥、下吕浦、温州大道、江滨路以及一些小街小巷，一旦发现路面上的不文明信息，需要立即上报。
体验——
街头挑刺不容易
“我是今年2月开始这项工作的。”
日前，记者跟着张建上街找茬。他对记者说，平时巡查中，发现最多的问题是路面窨井盖破损或丢失、路灯不亮、城市牛皮癣、道路积水、乱倒垃圾等。“虽然这些事情很小很平常，但都与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下吕浦农贸市场附近，张建发现一个窨井盖不见了，就拿出一台“城管通”，将现场拍下，然后迅速将照片传回“数字城管”监督中心。
张建介绍，“城管通”是为信息采集员专门配置的手持终端，可以拍照，还有GPS定位功能。因此，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也能立即反映在监督中心的电脑上。同样，监督中心也能将相关信息或指令，直接发回到“城管通”上。
半小时后，张建的“城管通”接到了一条信息，说是相关责任单位已前往现场处理。“我们采集的信息会由监督中心受理、立案，由指挥中心根据区域，派遣给相关责任单位。相关责任单位接到指挥中心的任务后，就会派人到现场进行处理。处理完毕后，相关责任单位会把处理结果上报，并由监督中心再回传给我们，由我们进行最后的核查确认，并再次回复给监督中心结案。”张建说，这样才算是了结了一桩“案子”。
记者跟着张建满大街找“茬子”大半天，早已累得双腿发酸。“我们做两天休息一天，其中一天需要值晚班。”张建说，每名“职业找茬人”负责1.5平方公里。在工作时间，他们不能离开指定巡查区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每天都要走7个多小时。
职业找茬很辛苦，但张建乐在其中。他说，刚上班时，他一天能找出10来个问题，但现在找到的问题越来越少了。3个月下来张建最大的变化是人晒黑了，不过，“每天上街巡逻，看到城市变得越来越整洁，心底总有一种成就感。”
解密——
信息采集市场化
目前，省外一些城市也在推行“城管信息采集服务外包”，即政府花钱买服务的信息采集模式。温州数字城管曾多次到外地考察。
记者看到，根据招标文件要求，温州“数字城管”信息采集服务外包的内容，包括依据相关城市管理标准，以人工巡查的方式负责对城市事件动态问题及部件完好、变更信息的限时采集；对热线投诉等途径反馈问题进行核实；对所发现问题结案前进行核查；对政府关注的专项内容提供专项普查服务；针对台风、暴雨等灾害天气提供快速的紧急情况普查服务；提供部件信息变更的变更信息采集服务；提供核查任务发放、处置效果核查服务；处理“数字城管”平台其他指定任务。
如此看来，似乎是个轻松实惠的工作。但采访中记者发现，“职业找茬人”并不好当，完成考核任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杨建达是温州城管外包企业——北京数字政通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也是张建的“顶头上司”。“按照我们的内部考核规定，不同区域的信息采集员每天都有定量任务，如果少于这个数量，就会影响绩效考核。到了年终，毛病找得特别多的采集员，还有一笔额外的奖励。”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对这支“找茬”队伍的考核也很严格。“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被媒体先曝光了，那我们可能会面临处罚。”杨建达说。
目前，杨建达手下的“职业找茬人”共有246名。大部分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由于薪水不高，加上工作相对辛苦，人员流动性较大。
“每天在责任区里绕着几条道路反复找茬、核查，做起来蛮辛苦，还挺闷。”一个“职业找茬人”告诉记者，在一个区域呆久了，容易被店家和摊贩记住，拍照就会遭到阻挠和辱骂。
探究——
执法尺度成焦点
据介绍，温州城管信息采集外包一年的费用达数百万元。
这笔数额不小的经费咋测算的？从政府成本角度考虑，这笔买卖是否划算？
记者了解，这笔费用包括办公固定经费和外包企业团队管理及员工薪水。其实，外包企业最终的利润并不高，能拿到多少还要看考核情况。
温州市城管行政执法局有关负责人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经过反复计算，城管信息采集外包对政府而言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不仅降低行政成本，还借助‘数字城管’，将城市管理变粗放型管理为精细化管理，变多头管理为统一管理，是一种更有效的管理方式。”
据统计，从2月以来，温州的信息采集员每天“找茬”2000多条，至今共上报有效信息4.5万条。由于城管执法的效率明显提高，近3个月群众投诉率逐步下降。
温州城管信息采集外包的新探索得到不少专家的肯定。不过，专家们也指出，新做法运行的时间毕竟不长，需要加强监管。若监管不到位，提供不了市民所需求的公共服务，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若做好了，对政府和企业将是“双赢”。
与温州做法不同，省外的深圳、郑州等地，省内的余姚等地，尝试把城市管理服务的更多职能承包给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以解决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
2008年起，郑州市就开始探索以“城管外包”的方式辅助执法。经过几年运行发现，这种方式虽然有利于城管执法，但外包物业公司人员也容易出现违法执法行为。为此，从今年起，郑州严禁各区将执法管理权委托承包给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严禁聘用的协管员从事或变相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对此，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城管外包”中，虽然城管部门说这些人没有执法权，对摊贩只是劝说。但实际上，这些人在工作时，确实行使城管的权利，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容易超出城管的权利范围。一旦出了事，城管部门将负连带责任。因此，“城管外包”的探索虽好，但需慎之又慎。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赵平安：“城管外包”在市容维护方面会使用很多市场化的手段，比政府更有优势，也更能发现作用。但这种做法，对缓解城管矛盾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猫捉老鼠”模式、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仍然存在，政府全面推广这种城市管理模式前应更加慎重。(余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