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的大学生王明博(化名)突遇车祸，父母心碎之下做出伟大决定：捐献孩子所有能用的器官。捐献完成后，这对夫妻拒绝了所有物质上的慰问，只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帮我们再生一个孩子”。
昨日(15日)，在市红会工作人员陪同下，大爱父母来到武汉接受身体检查，他们坦言：此生唯一的愿望就是再生一个孩子，“这是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的希望”。
捐遗负责人回忆捐献细节 冒充“女友”核实身份
此前，在得知家属有捐献愿望后，骆钢强和医院专家们第一时间赶到京山当地医院。但胡大姐向他要来武汉市红会的办公电话，她打通后的第一句话，却让骆钢强有些“傻眼”。“我跟你们那一个叫骆钢强在谈朋友，你跟我说说他长什么样？多高？胖不胖？”胡大姐的核实问题也吓到了红会工作人员。无奈之下，骆钢强请来当地红会工作人员，终于让胡大姐放心确认“他是真的”。
胡大姐告诉他：“我害怕你是器官贩子，我要保证儿子的器官用在真正需要人的身上。”
害怕捐多了孩子会“疼”
在看到捐献器官的选项后，胡大姐拉着骆钢强问道：“一次捐这么多器官，会不会太多了，孩子身上到处要动刀子，他多‘疼’啊。”
骆钢强向他们解释，多项器官联合捐献，能帮助更多的人，“让王明博帮助更多的人，能让他更长久地‘活着’”。夫妻俩最终在协议书上签下了两人的名字。
签好字后突然痛哭反悔
在签署完所有的法律文书后，胡大姐突然痛哭反悔：“不捐了！我不让他再受伤了！”骆钢强表示理解，并告诉她，只要亲属不同意，将立即终止捐献过程。同时，他劝慰胡大姐：”千万别作对不起儿子、又让自己后悔的事，如果真的终止，一旦过了最佳时机，想再捐就不可能了。”“我要让儿子继续活着”，怀着这样的信念，胡大姐和丈夫再次坚定了捐献的想法。
最后的告别感动所有人
在王明博被推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胡大姐要求和孩子做最后的告别。她和丈夫站在儿子左右两侧，两人亲吻了儿子冰冷的脸庞。他们抚摸着儿子的身体，万分不舍。但很快，夫妻俩狠心放开了孩子。他们知道，“摘取器官的最佳时机就是志愿者停止呼吸的10到20分钟内”。
最终，王明博的两只角膜、肝脏、两只肾脏和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被取下。工作人员为其整理好遗容，父母带着他“回家”。
上午9时，大爱父母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胡大姐今年已经48岁了，作为一个母亲，她知道自己“现在还想怀，可能太晚了”。但儿子的离去让她痛苦，更不安——捐出孩子的器官后，她始终在安慰和痛苦的情绪中不断纠结；想到孩子被撤下呼吸机的那一刻，母亲的心就好像又被撕裂一遍——她始终放不下。
儿子走了，夫妻俩萌生了“再生一个”的念头。但如此高龄，想再生育谈何容易。首先一大笔医疗费就是难题。多年前，张师傅因生意失败被迫卖房还债，全家人都靠他扛煤气罐过生活。儿子的大学学费，是他每个月送120罐煤气，用苦力供出来的。办完孩子的后事，家里几乎一贫如洗，根本拿不出钱来。
最终，从不愿求人的张师傅夫妇向红会提出了请求，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再生一个孩子。再生一个孩子，像养育儿子那样养育他(她)；像疼爱儿子那样疼爱他(她)；像保护儿子那样保护他(她)，好好地保护他……
中心专家告诉记者，从初步检查结果来看，夫妻俩是有可能怀孕成功的，“还需要根据进一步检查结果来制定周密的治疗方案”。大爱父母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生殖中心的所有医护人员，中心熊承良院长决定，为夫妻俩免去所有的检查和治疗费用。
下午2时多，大爱父母来到石门峰陵园。这是他们来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想看看铭刻在遗体捐献纪念碑上——儿子的名字。
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名为“生命之光”，高9.9米，造型以心形和星光为主体，象征着捐献者的精神天长地久，万古流芳。在纪念碑背后4块日历形状的铭牌上，镌刻着从2000年至今，385位捐遗志愿者的姓名，而王明博，正是第385位。
看着儿子的名字，胡大姐和张师傅出奇平静，没有泪水，没有哭喊。他们静静地、不断抚摸那个极为熟悉的名字，轻轻说着：“儿子，你一路走好”，“听话，好好的走吧”，“爸爸妈妈将来再给你带个弟弟或妹妹来”。
他们无法逗留太久，因为马上要赶回老家的火车。10多分钟后，夫妻俩依依不舍地离开。边走，边回头。
他们对记者说，虽然儿子永远不会回来了，但他的名字已经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知道儿子的器官救了人，他们感到很欣慰，很有意义，“今后想儿子了，就会到这里来看看”。
临走时，张师傅告诉记者，儿子走后，很多好心人特别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他们特别关心照顾，“我们其实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多人的关心让我们很感激，也很感动。儿子走了，也值得。”(文/记者 周晔 伍伟 图/记者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