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上午，(河南)兰考县朱庄村81岁的崔中合老人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再次来到村西头“焦桐”树下。崔中合指着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的“焦桐”说，这就是焦裕禄在1963年亲手种下的泡桐，而当年的小树苗就是崔中合帮着找到的。“没事的时候，我就到这儿来转转，看看这‘焦桐’，想想焦书记。”
“忘了老焦，那就是忘本”
事情虽已经过去了48年，崔中合老人对当年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当初这片儿全是沙土堆，看上去光秃秃的，种点庄稼也被风给吹跑了。”崔中合指着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林说，焦裕禄到兰考之后就开始带着大伙治理风沙，“那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焦书记到村里来带着我们种泡桐，我们就给他找来了这棵树苗。”
双杨树村的支部书记吴青云今年四十多岁，他对焦裕禄的了解差不多都来自村里的长辈。“我们双杨树村是焦书记在兰考树立的‘四面红旗’之一，他还来我们村下地拉过耧。”吴青云说，当年由于内涝、盐碱和风沙“三害”肆虐，双杨树村村民对种庄稼都失去了信心，“焦书记为了给大家伙鼓劲，就亲自拉耧播种。”
“在兰考，人们现在依然经常会去看看焦书记。”今年60岁的陈德良是兰考县纪委的退休干部，他每年都会在5月14日(焦裕禄的忌日)之前去焦裕禄纪念馆转转，到焦裕禄墓前祭奠一下，“我总是提前几天去，忌日当天人太多了，实在挤不动。别说是忌日，平时到县城来办事和赶集的，也会抽时间到焦书记墓前看看。”
为了纪念焦裕禄，当地人把焦裕禄当年种下的泡桐树称为“焦桐”，这棵树早已被兰考县政府定位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周围园区也经过了精心的修葺与保护，在不远处还有一座焦裕禄的石像相伴。“差不多每天都有来参观的，专门来看这棵‘焦桐’。”崔中合说，40多年后，当年的小树苗，如今长成参天大树。
“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老焦。”崔中合说，“忘了老焦，那就是忘本。”
“和焦书记结下的是一辈子的缘分”
在焦裕禄纪念馆，有一个人对焦裕禄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就是焦裕禄烈士陵园管理处副主任张继焦。“我和焦书记结下的是一辈子的缘分”张继焦说，如果当年不是焦裕禄伸手相救，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张继焦，“宣传好发扬好焦裕禄精神，对我来说义不容辞。”
张继焦说，焦裕禄是1962年冬天到的兰考，而那年春天兰考县20万亩麦苗被风沙打死，秋天因为内涝淹死了30万亩庄稼，盐碱碱死了10万亩的禾苗，兰考县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亩产单产量只有23斤。兰考的老百姓食不果腹，绝大部分背井离乡，出去逃荒要饭。
也是在这一年，因难以忍受“三害”之苦，张继焦的父母从兰考逃荒到了江苏徐州，途中生下张继焦，并取名张徐州。按当地风俗，产妇不满月不能进别人家，由于无处安身，张继焦的父母只好抱着刚出生6天的孩子，扒火车返回了家徒四壁的兰考老家。
回家不久，张徐州患上重病，家中无钱医治，父亲就把他放在筐子里丢在了路旁。正在查找风沙口的焦裕禄，发现孩子还有气息，随即给县医院写了一封短信，并让工作人员把孩子送了过去。就这样，保住了张徐州的命。
焦裕禄去世后，张徐州的父母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张继焦，取继承焦裕禄精神之意。后来，张继焦就称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为妈妈，并像儿子一样经常照顾徐俊雅，又因为张继焦比焦裕禄的6个子女年龄都小，所以人们都称他是焦家“老七”。
张继焦说，他在1997年正式到焦裕禄烈士陵园工作，一直到现在。“其实焦书记安息的这个地方，原来就是一个大沙丘。”张继焦说，如今的兰考早已根除了“三害”，可人们对焦裕禄的怀念之情却依然浓厚，“兰考县一共140个大队，焦书记一年多的时间就跑遍了120多个，这种干部老百姓怎么会忘得了？”
“害怕给父亲脸上抹黑”
除了焦家“老七”，焦裕禄还有亲生的6个子女，如今他们也已陆续到了退休的年龄。今年66岁的焦守凤是焦家老大，焦裕禄去世时，她是唯一的成年子女。“父亲去世前，把我叫到床头，做了最后的嘱托。”焦守凤说，这么多年来，她始终记着父亲临终前的话，“帮着妈妈拉扯几个弟弟妹妹成人。”
在焦守凤的印象中，父亲总是在不停地忙碌着。“天不亮就走了，中午在单位食堂吃饭，晚上还要在办公室看文件、开会，有时候直接睡在办公室。”焦守凤说，父亲对几个子女要求很严，但也非常疼爱，“每次回家见到我们，都会摸着我们几个的头，问问最近表现怎么样，他从来没有打过和骂过我们。”
焦守凤初中毕业后，焦裕禄就不再同意她继续读书了。“当时正赶上全国学习邢燕子，父亲就打算也让我下乡，他觉得农村缺少有文化的人，就不再让我读高中了。”焦守凤说，当时她不但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而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考高中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让焦守凤下乡的事情，焦守凤的妈妈当时很反对，认为应该把女儿留在身边。“为我的事父母吵了几次，最后折中的做法是让我去了食品加工厂。”焦守凤说，焦裕禄担心厂里对焦守凤另眼看待，就陪着女儿一起去报到。
“他嘱咐厂长不要对我特殊对待，让我去做酱油醋和腌咸菜。在厂里，做酱油醋是最辛苦的，做出来还要挑着往门市部里去送。”焦守凤说，父亲还不准她住在家里，要求她到厂里和别人同吃同住。“当时我很不理解，就不搭理他，回家也不和他说话。”
焦裕禄去世后，焦家的生活一度非常艰难。焦守凤说，她的大弟弟和两个妹妹先后当兵，而二弟弟也下乡，从生产队长干起，小弟弟则十几岁就开始学着做汽车修理工，磨得满手都是血泡。
“我们几个最怕的就是，出去别人提我们是焦裕禄的孩子。”焦守凤说，父亲给他们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总是担心做不好，害怕给父亲脸上抹黑。”
“焦书记家的几个孩子，家教很严，做人都很本分，工作也都非常认真踏实。”今年78岁的刘俊生说，他曾是焦裕禄的通讯秘书，焦裕禄在兰考期间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焦书记在兰考一年半的时间，就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3张还是我趁着他不注意时拍的，他不让多拍自己，总是要求我多拍群众劳动的场景。”
今年5月底，《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发表署名文章《“焦桐”无语话政绩》，结合现实阐释焦裕禄精神的时代意义。此后，开封市委就下通知全市进行学习。“焦裕禄既是我们开封大地的骄傲，更是看着我们的‘在天之灵’，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这样说。
焦裕禄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记者 李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