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送粮只因是“红军”
64岁的程桂蓉，年轻时听公婆周氏不止一次地讲过借粮这件事：
那时，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战斗打得非常艰苦，既无粮草，又无援兵，每一次战斗之后，便会有大量的伤员。“婆婆说，估摸着这些人是没粮食吃，饿着肚子怎么打仗呢，老百姓不能见死不救啊，要让他们吃饱肚子啊。”事实上，淳朴的村民们那时并不了解这场战争，到老百姓家中筹粮的解放军战士们只能这样宣传：“我们不是坏人，是共产党，是红军部队。将来我们打赢了，一定把粮食还给你们。”一听说是“红军”，老百姓们这才愿意把粮食借给他们。
事实上，解放军在当地筹粮分为两种形式。前些年，同村的一些村民听说了熊耀明保存的那张借粮证后，也从家中拿出一些解放军在同时期开出的筹粮收条。不过，后经专家考证，这些收条中的粮食，是解放军向当地地主、富农强制征收的，无须偿还；而对贫困农民，则完全采取自愿原则，所筹粮食性质为“借”，且不作数量要求。
熊毓南、熊华先两家凑够的1000斤谷，在当年价值几何？毛家冲村“土改”期间任村党支部书记、现年90岁的曹启志老人介绍：当年粮食奇缺，每石(约100斤)稻谷8块现大洋还买不到，熊家把粮食献出去后，有自家饿死人的危险；另外，当时，解放军在此地是流动作战，尚未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熊家给解放军送粮，随时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攻倒算，面临杀头的风险。“这1000斤谷，在当年意思(意义)很深。”程桂蓉说，“那是老百姓献给共产党的一片心啊。”
三代人接力保管借粮证
这张借粮证，起先是由熊华先负责保管。熊华先回家后，把那张借条用牛皮纸包好，放在墙壁夹缝中。这一藏，便是四年。
1951年，40岁的熊华先突然罹患重病，去世前，他握着前去看望他的熊毓南的手往墙壁上指。熊毓南明白他的意思，噙着眼泪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保存好的，你放心吧……”
后来，因生产队搞小湾并大湾，严家田的部分村民要迁入附近的陈家墩，熊华先的老宅属于拆迁对象。熊毓南找到熊华先的儿子熊长久，嘱咐他：“久伢，你家拆房子时要留意下，墙里有你爸保存了多年的宝贝，你一定不能把它弄丢了。”
遵照叔叔的嘱托，熊长久回家后仔细搜寻，果然在墙壁缝中找出了这张借粮证，为了怕今后丢失，他将借粮证送到了叔叔家，从此，借粮证便由熊毓南家保管。此时，熊毓南的孙子熊耀明已17岁，爷孙俩在一起生活，但熊毓南并未告诉后人这件事。
直到1992年，熊毓南弥留之际，他才将孙子熊耀明叫到床头，从枕头里抽出一个红绸布包，一层层打开，给孙子看了这张借粮证，原原本本讲了这张纸背后的故事。
事实上，1953年和1957年，当地政府至少两次发动苏区群众清理相关借据，偿还战争期间人民军队向老百姓暂借的物资，而熊毓南却从未开口，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最困苦时期，也没有拿出这张借粮证向政府讨还粮食。“爹爹说，你要把它当传家宝一样保存好，不是到了万不得已过不下日子的时候，千万不要麻烦政府。”熊耀明回忆。
不愿拿借条“麻烦政府”
而在过去的20年，熊耀明和熊长久家相继遭遇重大变故。1998年，50岁的熊长久突患脑溢血去世，留下程桂蓉拖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得非常艰难，孩子们因无钱念书，初中毕业后便都南下打工；熊耀明则患上严重肝炎，妻子也因意外摔伤落下脑震荡后遗症。
凤凰镇民政干部左水田介绍，1999年，武汉市政府才得知这张借条。时任武汉市副市长的胡国璋还亲自接见了熊耀明，并将借条交由该市档案馆专家鉴定，确认了借条的真实性，对熊家表达了政府的衷心感谢。
如今，得益于党的惠农政策，熊耀明和程桂蓉家的日子有了好转。不过，与村子里其他人家比起来，他们两家的经济条件仍然相对拮据，包括程桂蓉和熊耀明的老伴，以及两家的成年子女们，都在外打工赚生活。“现在国家政策好，不用交税费，还有农业补贴。至于这1000斤欠粮，祖辈都没向政府要，我们做后人的，也开不了这个口，我还是把它当传家宝保存着。”熊耀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