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南做过多年的居委会主任，她靠倾听和理解，成了一些上访户的朋友。在很多政府解决不了的纠纷上，这些人可能会对政府破口大骂，但总会给刘南留足面子。
退休后在一所高校教书的刘南，想把自己多年来的社区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学生：化解基层矛盾靠的不是“堵”，而是“疏”。
只要75岁的左辉能打开话匣子，别人便再没有了插话的机会。刘南腰杆笔直坐在一边，看着左辉能因为手术而变形的下巴，认真得像小学生听课一样。
老左的“控诉”从他2003年来到南湖社区居住后，刘南已经听了不知道几百次。但哪怕已经能够背诵老左的“演讲”，她也必须耐心听。
比如她只是站起来给老左倒一杯水，就被他“训斥”：刘主任，你也要好好听嘛！
刘南现已退休，之前曾在重庆知名社区南湖社区和骑龙社区任居委会主任，她日常工作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安抚社区内和老左一样的“知名”分子。
说白了，就是“维稳”里最基层的工作，工作对象包括刑满出狱的、吸毒的、上访户、摩的帮头目等。
刘南用疏通和培养感情的方式，成了这些群体的朋友。在很多政府解决不了的纠纷上，这些人可能会对政府破口大骂，但总会给刘南留足面子。
现在在一所高校教书的刘南，想把自己多年来的社区工作经验传授给大学生：化解基层矛盾靠的不是“堵”，而是“疏”。
“他们的经历没有人认真倾听”
左辉能曾经是刘南面临的最大“问题”。
2001年通过考试进入南湖社区后，刘南的工作一直比较正常，直到2003年左辉能在花园二村买了一套二手房。
老左从上世纪50年代起连续遭遇四次冤案，1979年平反以来持续上访要求国家赔偿，光是北京就去了8次，是重庆知名的上访户之一。
刘南至今记得第一次探访老左时见到的“阵势”。
“左家在南湖社区花园二村3栋1楼，从大门到他家门口站着好几个警察。”而刘南作为居委会主任，被上级安排的任务里就有“配合民警，几个人一组24小时不间断看护老左”。
但老左对民警非常反感。“有时候民警到屋里看老左的情况，他会指着民警鼻子破口大骂：滚出去。”刘南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老左这样对待。
“我代表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司法调解员、派出所驻社区民警，三方共同承担左先生的‘维稳’思想教育工作。”刘南还清楚记得当时自己的任务：一是掌握上访人日常生活行踪和社会外联关系网；二是重大节日或政府重大活动期间，双方执行“留守规定”，假日也不得外出；三是决不能有“进京上访”的事件发生；四是当监控“失效”时，第一时间控制势头恶化。
这种监控至今还在。6月27日下午，本报记者来到该社区，唯独老左家所在的3栋门口有两名保安。得知记者要去老左家，保安非常谨慎地要求登记身份证，并亲自带记者来到老左家。
现在回忆起最初的“维稳”工作方式，刘南形容那是“一档子历尽千辛万苦、劳民伤财的工程”。
也就是从那时起，刘南开始了听老左“演讲”的经历。第一次听完，刘南对这个人产生了同情，“你能感觉到一个人很痛苦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没有人认真倾听，也没有人试图去理解。”刘南理解了，她丈夫甚至也成了维稳工作的一个编外人员，经常被借调过去和老左聊天。
“我丈夫也很理解他，经常帮他分析案例，甚至寻找可能的突破口。”一方面通过交谈建立感情，另一方面，刘南所在社区代表老左向政府请示解决其退休工资、医疗保险、子女就业等问题。
不仅如此，刘南还邀请老左参加社区年终表彰大会，并入座主席台为先进居民、文明楼栋颁奖；送给他印有“南湖社区”标志的服装；委托他代表社区主任参加派出所的宴请；当发现老左爱人喜好太极球时，马上组建南湖社区柔力球队，请她担任首席教练……
“看在刘南的面子上饶了你们”
老左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受人尊敬，并在社区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决定，去什么地方上访之前，都先听一听刘南的意见。
2005年，重庆召开亚太峰会，维稳工作要求老左必须离开本土。刘南两口子陪着老左两口子去了三峡。一路上为他挤牙膏备拖鞋、照料衣食住行……彻底改变了两家人以工作为纽带的关系，刘南还和老左的爱人成了姐妹。
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要到南湖社区来视察工作。要不要告诉老左？刘南反复掂量后如实告诉了他，最后在向街道上报社区柔力球队参加人员的名单中，还将老左妻子列了进去。
按照惯例，老左夫妇应由刘南爱人陪同“外出”，但接待日下午，老左表示一定要回社区，一是让爱人参加社区汇报活动，二是表态严格配合社区工作。
刘南那天下午始终冒着冷汗。老左退休工资问题正在协商解决，她担心老左或者他爱人会借机提出来。
4月21日下午3点钟，在社区的绿色广场，温总理与老左爱人有过这样的一段对话：“你爱人退休了吗？身体好吗？”
老左爱人如实回答：“退休了，他很好，我们南湖社区刘主任领导得好，谢谢温总理关心我们。”
她没有说老左的事情，一个绝佳的上访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但老左并不特别在乎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从眼前溜走，因为“刘主任是个善良的人”。老左爱人和温总理对话的合影至今挂在他们家最显眼的位置。
直到现在，老左偶尔出现在一些敏感地点“演讲”，当地警方和相关人士无能为力时，都会委托刘南给老左打电话。老左接到刘南电话后一般都会立刻结束“演讲”，最后一句话往往都是：“今天就这样吧，看在刘南的面子上饶了你们，改天我再来。”
“只要刘主任在，我们就绝对不会上访”
2007年，刘南调到骑龙社区继续做居委会主任，碰上了另一件让她头大的事情。
骑龙社区有全国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明月皮鞋厂，该厂有150多户职工多年来一直上访，要求政府解决职工福利房产权归属问题。
刘南有自己的经验：她选择的突破口是职工们公认的代表人物———一位90多岁的老人。
已经衰老不堪的老人很悲哀地告诉她，“我们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解决了，只有上访的路可以走。”
从2008年6月起，刘南所在居委会多次向街道反映这些职工的问题，尽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150户居民也一直住在没有产权的房子里拒绝搬迁，但刘南的工作被这些人看在了眼里，“我们知道刘主任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但人家至少为我们奔波付出了，我们都看在眼里。”
有一次辖区派出所给刘南打电话，说有一群人准备次日去敏感地方上访，让刘南核实一下是不是这150户居民代表。
“肯定不是。”刘南脱口而出。
派出所不相信，执意要刘南核实一下。
几分钟后，刘南回复社区居民代表的原话：“只要刘主任在骑龙社区，我们就绝对不会上访，不会让你工作不好做。”
当地政府部门闻听此言，感慨：“社区都这么干，我们费什么劲去北京截访啊。”
“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安抚”
很多辖区派出所民警手机里都存着刘南的手机号，甚至当地一位一直被老左质疑的高官，也经常给她打电话。
老左自1979年平反后，一直在为申请国家赔偿而努力。而在不断的官司当中，他又把很多判决看做对自己的不公正待遇，上访一次比一次多。
他经常到这位高官之前所在的单位，面向围观人群高声演讲。高官不堪此举，每每给刘南打电话，总要倾诉一番自己的难处，但他不可能直接面对极端的老左，只能拜托刘南把他劝回去。
刘南无法判断到底谁说的话更有道理，但在她看来，老左值得同情，高官也必须尊重。
她就像润滑油，在两个极端摩擦的齿轮之间寻找着平衡点。但很多时候，她会为老左的经历感到悲哀，为自己不能帮他解决实际问题而愧疚。
老左曾经患过口腔癌，手术费问题没解决导致他情绪悲愤到了极点。那个时候刘南去看他，老左总是不分场合、对象地说：“我要到北京天安门，什么人也别想喊我回来，抓回来我还要去。”
就连早已成为刘南“维稳”搭档甚至“线人”角色的老左妻子，也向刘南表态坚决支持老左再次“北上”。
刘南没办法，问：“如果政府派我亲自去‘抓’你们，你们怎么办？”没想到两口子当场表示一定跟她回重庆，理由是不能让好朋友为难。
后来通过社区的努力，老左的手术费用最终落实了。刘南第一次听到夫妻俩发自内心地感叹：“共产党还是好哇！”
刘南说，尽管她的工作得到了上访居民的认可，但严格来说，“我的工作实际上是安抚，因为以我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替他们解决问题。”
她的担心是，每一个合理的诉求，如果完全依靠劝说来解决，并不是真正的解决。她的希望是，维稳只是暂时性的手段，最终还得靠制度的完善让每一个合理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到那时，即使不用维护，社会也能稳。
“为开放包容心态营造的‘和而不同’社会环境，就一定要以影响其他群体的生存为代价吗？如果不能满足居民居住的底线要求，又如何让居民包容那些逐利的过分欲望？”
这是刘南一篇论文里的一段话，入木三分。
可以想象，当那些居民们很悲哀地告诉她，“我们不知道该找什么部门解决了，只有到处上访的路可以走”时，以维稳为主要工作的刘南，面对的压力是何其之大。
不可否认，一些基层工作人员素质低、不懂得倾听和理解，反而时不时耍耍官威，这如何让老百姓从最基层就对政府建立信任感？另外，一些基层部门为完成社会管理任务，忽视公民的正当诉求，采用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在这点上，刘南的一些经验，可以供其他基层工作人员借鉴。
在接受记者采访过程中，刘南总是面带微笑，心态乐观，很容易打交道。但她毕竟已经退休，像老左这样的上访户，是否还会继续卖给她面子？
刘南曾扪心自问：作为扮演着一级“准政府”角色的社区工作人员，在从事基层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时，是否违背了“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的初衷？
刘南已经退休，她可以不用再扪心自问，但每一位在职的“公仆”却不能不扪心自问。(记者 张子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