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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希望日后不要再发生张尚武这样的悲剧，那最好的办法不是国家更加全面地包揽运动员的一切——不管他们是否赢得金牌，因为这无助于个人的自我奋发。更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让体育回归健身、兴趣的本意，同时采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在促使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促进其人格成长，并帮助其获得足以满足未来个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技能——当然，这需要运动员本人的协同努力
在200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年仅18岁的张尚武夺得男子团体和吊环两块金牌；2002年，他在训练中跟腱断裂，落选2004年雅典奥运会阵容；2003年退役，拿着6万元安置费回到老家保定；2007年张尚武两度在天津因盗窃被捕，日前被网友曝光在北京街头卖艺乞讨……
前世界大运冠军沦落到卖艺乞讨，张尚武人生的巨大反差，引得众人唏嘘不已，舆论间因此掀起一阵追究“谁造成了张尚武今日处境”的讨论，参与者几乎一边倒地批评现行体育体制，强调制度性原因，而不是个人责任。
确实，以单纯追求金牌为目标的体育体制应该受到质疑，今日的国人不会再坚持某部香港老电影的主题，认为“有了‘世界第一’，就可以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全体国民的体魄强健远比再多的金牌重要；今日中国也不再像在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虚弱的时期那样，只能靠体育场上的成功来“扬眉吐气”。金牌，我们还要，但不再迷信，竞技体育应该回归本来的意义。
不过，说现行体制对运动员不公正，视他们为“比赛机器”或者“金牌工具”，不顾他们的个人福利，先是只强调训练，导致他们荒废学业，一旦落榜又弃一无所长的他们于不顾，遂使其生活没有着落……这样的观点实在有些简单化和武断，没有看到国家与运动员之间，存在一种类似“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的关系。
竞技体育是一项风险巨大的“投资”
日益商业化的竞技体育，盛行“赢家通吃”。李娜夺得法网女单冠军，高额奖金之外，赞助商蜂拥而至，政府还要奖励；而其他没有拿到冠军的“金花”呢？一点利益没有。怪谁？怪自己没拿冠军。
无论国家还是运动员个人，都想拿冠军，拿了，国家有脸，运动员有脸还有利。但竞技体育是一项风险巨大的“投资”，在世界纪录已达人类极限的当今时代，“从娃娃抓起”成为在许多体育项目争胜的唯一策略。
从小开始训练，整个过程漫长、枯燥甚至残忍，最后能否成功，却极不确定。即使技艺超群，如果生逢某某高手独霸的时代，除非熬到对手退役，否则永无出头之日。以跳水为例，男运动员美国的洛加尼斯和女运动员中国的高敏，都曾让多少运动员发出“既生喻，何生亮”之叹。
为了让运动员在有限的运动生涯里，集中精力，放弃同龄人的一切乐趣，像机器人般操练自己，必须为其安装一架内动力的“引擎”，国家同运动员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由此开始。
培养一个成功的运动员，花费巨大，在中国，某个儿童一旦展露运动天赋，国家就开始全力投入，从营养到服装，从训练到比赛，从奖金到报送上学，凡是国家可以调控的资源，都无所遗漏地提供给了这些冠军的苗子。在这里，国家的所为形同“风险投资”。
运动员的“牺牲”其实是“个人投资”
既然是“风险投资”，国家肯定会注意“控制风险”，而在运动员的成长过程中，最大风险就是好苗子享受了国家的好处，却不努力，最终无所成就，令国家的“投资”失败。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形，国家必定要求运动员个人也努力“投资”。
大多数运动员来自经济不富裕家庭，因此个人及其家庭的“投资”，就是在运动场上“用青春赌明天”，他们可能在不当的训练和过于激烈的比赛中损伤身体，也可能因为偏重专业训练而造成综合素质不高、日后个人谋生和发展技能缺乏，等等。这意味着，一个人成为运动员，需要承担许多无形成本，在圈外人看来的运动员因为训练和比赛所作出的“牺牲”，其实是这份“契约”内含的条款。
任何契约都不可能对当事人毫无好处，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的契约不可能得到签约人发自内心的履行。在国家和运动员“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的“契约”中，双方有着共同的目标——夺取金牌。为此国家不但付出了前期成本，还准备好了后期支出，从奖金到房子到荣誉称号到官员职位，应有尽有。而所有这一切，正是运动员付出那些成本之后可能获得的回报，但前提是他们成功履行“契约”，夺得世界冠军。没有冠军，一切免谈，国家不会再付出，因为“投资”已经失败，而运动员也不会再有所获，像张尚武因跟腱断裂而退役，获得6万元安置费，可以看作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这份“契约”，存在于中国每个运动员的档案中，只是肉眼看不见。张尚武那里有，“单飞”的李娜那里也有，这是李娜回国后为什么要“感谢国家”，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奖励李娜的内在道理：收获冠军称号，在中国永远是国家和运动员的双赢，不管运动员是否“单飞”。
更合理的办法是让体育回归健身、兴趣的本意
国家和运动员“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的“契约”在总体上是公平的，国家在运动员身上投入惊人，曾有人计算过奥运冠军的“含金量”，即国家为获得每块奥运金牌所付出的经费；竞技体育需要“举国体制”，足以说明财政负担的巨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在培养运动员的过程中，也提供了同运动没有直接关联的优惠待遇，包括学习安排。如果运动员能够自我控制，在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之余，抓住机会，实现个人在运动项目之外的成长，他们有可能在成为世界冠军之后，有更好的职业生涯，或者在夺冠失败之后，还能开启人生另一条道路。这两方面的正面例子都有不少。说句实在话，如果未能利用好这些机会，最后遭遇人生困境，那么运动员也应该“愿赌服输”，从退役那天起，重新开始人生奋斗。他们可能面临的困难，同成功之后可能享受的利益，本来就是对等的，因此也是无可抱怨的。
如果我们希望日后不要再发生张尚武这样的悲剧，那最好的办法不是国家更加全面地包揽运动员的一切——不管他们是否赢得金牌，因为这无助于个人的自我奋发。更合理的办法应该是让体育回归健身、兴趣的本意，同时采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在促使运动员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促进其人格成长，并帮助其获得足以满足未来个人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技能——当然，这需要运动员本人的协同努力。(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