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84个建军节。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戎马一生、为共和国成立甘洒热血的老红军战士们，或已渐行渐远，或是风烛残年，但他们的人生足以被历史铭记，足以让后人敬仰！据悉，依然健在并生活在山城的老红军，只有40多人，最年长者逾百岁。记者采访了其中4位老红军，重温他们血与火的青春岁月，并特此向他们致敬———
郭敬书
潜伏山城的“余则成”
尽管躺在病床上已不能亲自读书看报，但92岁的郭敬书老人，仍要求爱人何文俊每天读报给他听———他希望尽可能多地掌握时事消息，就像年轻时一样———年轻时，他是潜伏在山城的“余则成”！
故事
郭敬书1936年参加革命，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被秘密派往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监察院工作人员，其组织关系事后转到了位于红岩村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由荣高棠同志单线直接领导。
当年，除了表面上每天都在国民党监察院工作外，郭敬书每个月总要抽出一天时间，暗中前往南方局交纳党费、汇报工作和领取新任务———红岩村南方局有棵阴阳树分界，一边进入八路军办事处，另一边则进入国民党办公点。
在“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必须十分谨慎小心，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1944年的一个雨天，郭敬书不仅打着一把伞，还刻意带了一顶帽子，把帽檐压得很低以遮挡住面部，进入了八路军办事处办完事。午饭后，郭敬书准备离开，却被荣高棠拉住，带到了一个人的面前———此人正是董必武。
“现在有个人一直在盯住八路军办事处的大门，你此时若出去，肯定会被特务跟踪，身份必然暴露，我党的地下工作就危险了！所以，你现在不能走！”郭敬书说，站在楼上透过窗帘掩护、顺着董必武的视线望去，果然对面有眼线。
怎么脱身？“晚上，我会坐车进城，他们不会拦我的车，你就坐在我的车内和我一起出去！”董必武和办事处同志谋划了方案———于是，当晚，郭敬书跟随董必武乘车离开。抵达人烟稀少的李子坝后，董必武指示关掉车灯，郭敬书趁机下车离开，成功脱险。
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地下党在国民政府审计部成立了员工福利委员会。受党指派，郭敬书又来到南京国民政府审计部工作。南京即将解放时，为了防止敌人把审计部内的财产破坏或运走，他和同事借口防止前线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抢劫员工家属的财物，迅速把审计部家属宿舍的大门用砖头封闭起来，成功封存了审计部家属大院内的三部小汽车，使其解放后成为了人民的财产，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敬书曾一度被批斗为假党员甚至特务。此事反映至北京，荣高棠回复“小郭，是真共产党员”，这才恢复了他的名誉。
罗自镛
与重庆人结成红军伉俪
如今，在老年公寓，不少老年朋友至今不知道罗老的革命生涯。他们只知道这位拄着拐杖、满头银发的老人，特别爱唱诸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红歌———“今年老年公寓排练唱红歌，罗大姐亲自当指挥、当老师，教大家唱红歌。十几首红歌，她能一字不差、声如洪钟地唱完！”80岁的邻居陶慧兰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照顾罗老生活的儿子温后胜告诉记者，母亲早已不爱再对人回忆诉说自己的红军生涯，她更乐于朝前看，比如听新闻广播、看文艺演出，甚至是听超女唱英文歌。不过，只要电视荧屏出现了红歌旋律，母亲就会特别安静，闭上眼睛随歌哼唱，仿佛是在回忆自己的青春年代———“母亲曾说：这些歌，是与他们生命相伴的歌，永远都那么动听和深情。”
故事
罗自镛1936年参加红军。同年11月，曾在重庆抗日救亡运动高擎先锋大旗的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罗自镛负责联合会的宣传工作，并结识了后来的丈夫、负责联合会组织工作的温田丰(原名温嗣翔)，成就了一对红军伉俪的佳话。
温田丰，祖籍重庆，年轻时投身革命，上世纪30年代初主编重庆《商务日报》副刊。温田丰曾赴延安，并三次采访毛主席。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是温田丰的入党介绍人。
参加红军后，罗自镛与丈夫温田丰比翼双飞，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淮海战役、太原战役的救护和后勤保障工作，后随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回到重庆并安居于此。
苏克
孤身劝降80个伪军
90岁高龄的苏克，是受访的4位老红军中最年轻的一位。戎马一生的他，尽管早已白发苍苍，但依然精神矍烁、声如洪钟，只是68年前受的腰伤，让他坐久了就有些涨痛，不得不需要按摩一阵……
故事
1921年出生于山西的苏克，1936年投身革命时，便在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担任协助员、连指导员。
1942年5月，时任山西阳城四区区委书记的苏克与10名战士在暖站村遭遇数百日本鬼子。眼看躲无可躲，张排长端起枪朝鬼子扫射，并大喊：“兄弟们，给老子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顿时，机枪声大作。鬼子还没回过神来，就倒了10多个。然而，双方力量悬殊，苏克等人被迫撤退……期间，一枚迫击炮弹落下，炸伤了他的腰，血流不止。
“当时，两个战士一左一右架着我往前跑！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快点跑’，并且约定：要是落在鬼子手里，就是相互打死对方也不当俘虏！”跑了一个多小时，苏克方才脱险———此次战斗，战士牺牲4人，被俘2人；活着逃出来的5人中有3个负伤……
时至今日，苏克仍忘不了撤退时残酷的场面：一位子弹耗尽的战士被四五个鬼子逼到墙角，仍愤怒地叫骂着，鬼子几把刺刀齐刷刷地捅进了他的身体；勇猛的张排长英勇牺牲……
1945年4月，苏克率队逼近了80个伪军把守的安阳炮楼———拿下安阳炮楼，就切断了日军的公路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炮楼里的兄弟们，日寇败局已定，你们要认清形势，起义投诚！”苏克大声朝炮楼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
终于，楼上有人探出头问：“你是不是苏克？”苏克觉得声音很熟悉，反问：“你是不是便衣队长张大才？为了这么多兄弟的性命，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你若不下来，我可以上去！”
苏克揣着一把上满子弹的短枪和一枚手榴弹，独上炮楼。事后，他说，当伪军只是为了活命和混口饭吃，死心踏地当汉奸的人很少，只要晓以厉害，敌为我用完全有可能。
正是凭借超人的胆识和智慧，苏克孤身一人进入炮楼，兵不血刃地劝降伪军。安阳敌军最后一个坚固的堡垒土崩瓦解，安阳一带宣告解放。在这场战斗中，我军劝降投诚伪军80多名，缴获各式步枪38枝，短枪3支，日造手榴弹15箱及大量军用物资。
颜本善
14岁扛起了红缨枪
因为心肌梗塞，现年93岁的颜本善，已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近3年。陪伴他的，除了护工陈阿姨，还有每天一张《重庆日报》和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现在，颜老最爱看的就是读新版《党史》，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此外，他还把很多报道国家建设、部队建设的新闻，做成了剪报。
故事
颜本善，1919年8月生于四川南江，1934年2月加入红军时，他才14岁，扛起红缨枪先进儿童团，后升任儿童团团长一职，再加入红四方面军，后来随部队过了三次草地，爬了两次雪山。在川康地区迂回作战一年多时间，颜本善身受三处枪伤。
长征之后，颜本善随大军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并转战陕南、冀东革命根据地，多次参加武装斗争，曾任陕南军区督察等。1949年5月，颜本善被借调到鄂川陕边界的郧阳县，做过一段时间的县公安局长。“见了不少麻匪”，这经历有点像是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场景。不久，颜本善随着刘邓大军入川。“当时，地方上的土匪、部分起义又叛变的国民党士兵和潜藏敌特，乘我立足未稳之机，迅速纠集在一块儿，组成了人数多少不一的政治性土匪，打出‘反共救国抗粮’之类旗号，占山称王，同我们展开了游击战。”一时间，几乎川南各县都有一两股以上这样的土匪，每股人数由几十人至几千人不等，其活动的中心目标便是竭力破坏征粮工作，以断我生路。因此，要征粮就必须先剿匪。
颜老说，当时，西南局把这场以征粮剿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斗争比喻为第二次淮海战役，他也直接投入到征粮剿匪第一线。重庆解放后，颜本善历任南岸区法院院长、副区长、渝中区政协副主席，至退休。(记者 朱昕勤 实习生 陈枢 聂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