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枚生举着让他悲喜交集的无罪判决书。图/记者倪志刚
35岁的钟天安，一辈子也不能忘记父亲钟枚生见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浑身发抖，十多分钟里一句话也说不出，眼泪直流。
50年前，益阳沅江农民钟枚生被以集体偷粮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50年后，一直申诉的他，偶然间看到了25年前的无罪判决。
“人生有几个50年？人生有几个19岁？”2011年7月21日，钟枚生面对记者，压抑着痛苦发出追问。
他今年69岁，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劳改犯”的阴影里。
针对这一情况，沅江市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查了案卷才能给予回复。钟枚生的律师说，钟枚生已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1 因粮获罪
沅江共华镇宪北村，是洞庭湖区围湖造田形成的村落。50年前，那里叫赤山公社宪成大队。
1942年，钟枚生出生于此，雇农后代。 不到17岁，他已成家。
他是大队的基干民兵（基层骨干民兵）和仓库保管员。
196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年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大面积缺粮。钟枚生和其他农民一样，都在大食堂里吃饭。
很多钟枚生的同龄人，都在回忆中提到“饿”字。洞庭湖畔是湖南乃至中国的粮仓，沅江正是洞庭湖的核心地带之一。即便是这样的鱼米之乡，在1960年，粮食短缺问题也非常严重。
“男社员每天6两米，女社员每天4两8，一个月1两8的油，根本吃不饱。”钟枚生回忆。
他的同龄人都记得这个“饿”，尽管洞庭湖区是湖南乃至全国的粮仓，尽管沅江位于洞庭湖区核心地带。
今年63岁、曾跟钟枚生一个食堂的曾敬文说，他当时在读书，经常吃野菜和苎麻根磨成的粉子。放学路上，碰到送粮的车，就偷一些粮放进书包，回家把书包放凳子上，用棒子搓，把谷搓成米后生吃。
正是这年年底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改变了钟枚生的命运。
在他的描述中，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生产队长冷某开会回来，来到仓库，找到他和另一个社员李某，说要转移几百斤粮食。
“当时，队长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钟枚生说，他没有任何迟疑，3个人一起挑出了几百斤粮食。这些粮食的去向，是“草堆里，到处放”。
——在后来的判决书中，他们被认定挑出“稻谷七百多斤，高粱一百七十七斤”。
尽管按照钟枚生的说法，他“颗粒未分”。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事情。
上交粮食时，45户社员利用送粮的时机，偷走粮谷1512斤。
集体盗粮，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公社派人追查，目标锁定了钟枚生，因为他是保管员，他之前偷过粮，开了先例。
被抓那天，钟枚生正在地里干活。他说，突然来了几个不知是民兵还是公安的人，把他押了就往大队食堂走。
65岁的村民王克油说，他父亲当时在野外打野鸡，看着钟枚生被抓走。
“要我跪，我不跪，他们中的一个人，一脚踢在我腿上，我跪倒在地，他们顺势把我双手反着向上抬，我头贴在地上，他们踢我。”钟枚生说，他的右肋一到阴天就疼，就是那时落下的。
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出事，是因为牵涉到自己的感情纠纷，有人要整他。他被抓后，有人提出要判他十年徒刑，但当时公社武装部长不同意，说他家是贫下中农，不好判，除非把“阶级（成分）”提起来。
后来，他父亲的阶级成分由“贫下中农”变成了“地主”。
他被判了十年。
审判是在食堂举行的，旁听者都是社员。
钟枚生说，当时，他还有一个辩护人，那是和他一起做过基干民兵的村民，“他们安排的，完全走过场。”
他的父亲，带着高帽子，被押在一边陪着。
王克油回忆，直到后来，一开斗争会，钟枚生的父亲就要站在前面，“那是吃了亏。”
2 囚犯岁月
从基干民兵、仓库保管员，突然成为阶下囚，在那个年代，无异于坠入深渊。
钟枚生说，听到宣判时，他还是坚信自己无罪，只是觉得很委屈，当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冤情总是会被洗清的。“不是经常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会错抓一个好人吗？”
带着这种虔诚，钟枚生进了位于澧县的劳改农场。他入狱后几个月，法官送来了他妻子的离婚协议。
他以加倍的热忱投入到劳动生产中。有几件事，他记得特别深刻：
在修复垮掉的大堤时，13个人一组干活，别的组都是11个人挑土、2个人上土，他却让其他12个人挑土，自己一个人上土。
在守棉花仓库时，他发现一个石灰仓库起火，但是，那个仓库在他们的活动范围之外，其他服刑人员不敢过去。他大声喊，大家立功的时候到了，要是加刑就加他一个人。在他的鼓动下，大家跑了过去，及时灭了火，仓库只烧掉了一个角。
他当过一段时期的用牛组组长，一次，洪水冲垮了垸子（类似于堤坝），其他人都跑了，他想起垸子里还有6头牛，涉险把牛赶到大堤上。结果，牛保住了，但洪水冲走了他自己的所有物品，包括一直保留的判决书。
他说，劳动为自己带来了荣誉，他先后立过特等功2次，大功3次，其他的小功还很多。这些荣誉并没有为他换来减刑。在农场服刑之初，钟枚生不敢写申诉信，因为，很多写申诉信的服刑人员因此被批斗。
1963年，一名分队长看了他的材料，认为他是冤枉的，动员他写申诉材料。于是，他开始写申诉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64年搞“四清”时，他的弟弟写了封申诉信，请大队干部群众签名盖章，提出要无罪释放钟枚生，但是，“四清”干部不同意。
1971年初，钟枚生获释。此时的农村，已取消公共食堂，但仍处于高度统一的集体生活中。
3 被影响的生活
钟枚生回到家里，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和祖母与他相对垂泪。
身负“地主子弟”和劳改释放者的双重身份，钟枚生说，自己总有一种被人歧视的感觉。
回家后，他学了一点医疗知识，有时帮社员看看病。但是，大队干部开大会时不点名地批评过他“小恩小惠，骗取群众信任”。
他再次结婚已经是1975年。在别人撮合下，他做了上门女婿，妻子比他大几岁，已有5个孩子。
他的妻子回忆，当时很多人反对他们结合，她本人也不愿意，但她的哥哥一直说钟枚生是冤枉的，他们还是走到了一起。
第二年，他们的孩子钟天安出生。
“文革”随后结束。在钟枚生看来，自己申诉成功的希望大了。
他一直没有停止申诉。
但是，后果也出现了。他说，1978年，他的申诉引起反弹，公社的一个部长说他偷伐杨树，将大队分给他家的杨树，自己买的椿树、杉树全部收走了，甚至，还拆掉了他家的一间房子，还收走木料。
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家8口睡在一间屋子的两张床上。
这种状况，一直到了1983年左右他家砌了新房才改观。
钟枚生的案子连同那顶“地主”帽子，影响了整个家庭的命运。
村民陈世民回忆，钟枚生的父亲经常被戴上高帽子批斗。
在一份申诉材料上，钟枚生写道：“我父遭到常年批斗，患上精神病，最终抑郁而终。”
1962年，钟枚生的大哥在湖北监利一个农场当上中队长，上级准备调他去一个分场当场长。政审时发现他不仅有个“地主爸爸”，还有个“劳改犯弟弟”，升迁的事黄了，连中队长的职务也被撤掉。
1970年代，钟枚生妹妹出嫁，也因为“地主”成分被婆家排斥，气得外出喝农药。后来，幸亏钟枚生及时找到妹妹，把她背回，用肥皂水抢救，才抢回一条命。
“这叫历史污点啊。”钟枚生感慨。1978年，接到他的申诉后，当时的平反工作组曾找过他，他本以为事情的解决有着落了，不料，工作组却叫他别再翻案，否则，就不给他解决家庭阶级成分的问题，“我被迫签了字”。
1982年，原沅江县政府在复查之后，给钟枚生的父亲发来通知，称他家的“地主帽子”属错戴，予以纠正。
这固然是一个喜讯，但钟枚生说，自己高兴不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