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见过路旁设置的“意见箱”，可那是“听不进意见”的意见箱——只是一块金属板，正面漆成意见箱的模样，背面是空气。
过收费站时，吴大伟会主动下车，减去“0.11吨”的重量，尽量省点费用。
他与第一辆车在太原附近分手。他既感激周氏兄弟的好心，又隐约觉得，“一天只搭一辆车有点不过瘾”。
可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再也没有一辆车理他。夜深后，他就近找了家小旅馆——“需要个安静的地方给我妈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骗母亲自己仍在宿舍，心里却已打起退堂鼓，觉得自己流落荒郊野外，孤苦伶仃。在“凄凉的心情”中，他和衣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他继续到路口拦车，依然没人搭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主动来问，听说他要免费搭车，嘴巴张得就像听到了笑话。
为了赶上进度，吴大伟只好出10元的价钱，请此人把自己送到最近的服务区。他感到极其别扭。
从这天起他“受到了锻炼”。几个小时里，不停地被拒绝，又不停地重复同样的笑容和请求，“脸皮越来越厚”。有人本来表示路过他要去的地方，一听说搭车，立马改口。有时他刚自我介绍，车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能理解他们。”他说。从前他在网络论坛上留下电话，问谁愿意搭自己的顺风车，可从没接到求助电话。他有时甚至想开车去车站免费接送客人。“可是这样做的话，有人会相信吗？”
看到一些车里坐的像是领导干部，他就不好意思去问，“潜意识里觉得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他试着问过一辆，司机回答：“车上有领导”。
没想到，那天临近中午，还是“领导”拯救了他。一辆商务车开出十几米后停下。司机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学生证，说：“行，你上来吧。”
司机姓程，是临汾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一把手。他告诉吴大伟，他们只在欧美电影里看到有人竖着大拇指搭车，没想到中国也能见到。车里有三个人，才敢搭他。他坦言，现今做好人太难，有时可能被反咬一口，“我总不能路上开着摄像机做好事吧”？
这位“官员”还表示，我今天搭你，并不想证明什么，我的爱心传递给你，希望你以后有机会有能力的话，也把爱心传递下去，社会上做这些事情的人太少了。但他同时说，假如自己儿子也去搭车旅行，他一定“不会允许”，因为“社会道德太低”。
临别之际，程叔叔留了一张名片。分别后，吴大伟给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发短信致谢，得到的回复是：“你独行江湖辛苦，我付出爱心应该。”
吴大伟“挺受感动的”。这是他这一路上惟一知道的名字。
在临汾，他冒雨等了4个多小时才搭上车，去了运城服务区，在超市的椅子上过夜，入睡前，他看到超市在放一部名叫《人在囧途》的电影。次日，他搭不到去西安的车，只得跟着一对夫妇进了运城市区。
到了运城市区，他的计划“败露”。母亲打来电话——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游记被亲戚看到。母亲让他立刻直飞昆明。
他最后妥协，决定从运城坐大巴到西安，再坐飞机到重庆，避开自己最发憷的复杂路段，从重庆继续搭车。
吴大伟“很不适应”回到付费购买交通服务的生活。他用母亲的信用卡订了西安飞重庆的机票。在游记里，他加了一句：“抱歉，我作弊了。”
9月29日下午，在重庆市綦江服务区，他轮番举起“贵阳”和“遵义”的牌子，被拒仍是常态。一位开“宝马”的男人先是拒绝，后又提出，“你给我一百，我把你带到贵阳”。那人临走前不屑地说：“那你就在这儿等吧。”
这个在家开豪车的年轻人发现，相对于豪车来说，普通车更易拦下，似乎寻常百姓更乐于助人。
“奔驰”、“路虎”、“雷克萨斯”都拒绝过他。一次当他冲着车身标有“中国高速”的路政车辆竖起大拇指求助，对方反而鸣笛示警，让他“彻底失望”。
把他从临汾拉到运城的两位河南司机，用几乎听不懂的口音招呼他吃小面包车里的水果，到达后又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帮他搭上车。
在超市过夜，女收银员听说他的计划后，虽然眼神就像“看精神病人一样”，但还是打包票说，她会劝客人帮他，否则“我就不给他们开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