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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调查称县处级官员陪领导时间多下基层少(2)

2011年11月22日 05:21 来源:新京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县处级官员自称“两头受气”

  “我们是夹心饼干中间那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杨万东连续用两个通俗的比喻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作为常务副县长,他比较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经济发展压力,另一方面来自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一天到晚这么辛苦,还要挨上面批评,下面挨老百姓骂,心里感到很委屈。”

  一个副县长曾跟郑建君开玩笑,“我真希望所有的老百姓,能像我姑娘学校里一样,每人当一天班干部。他们要处在我的位置上,就知道我该有多难。”

  他想让老百姓体验一下“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的工作状态。

  为了县里招商引资,这位副县长出去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但在外面做的很多工作别人看不见,外人还以为他出差是在花天酒地。

  “上面下达一些经济指标,不管县里的实际情况,必须刚性完成。”杨万东说,为此县里要往下向乡镇、街道分解指标,“基层完成有困难,久而久之基层也有些想法和怨气。”

  另外还有拆迁问题。

  杨万东说,有些属于重点项目,上面派人来督察,给他们很大压力,不得已就要强拆,“强拆又造成信访和维稳问题”。

  压力之下他们的减压方式也不多。

  田改伟说,据他们观察,县处级干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总时长平均为6.40小时,“主要是网球和跑步”。

  而党政“一把手”每周的休闲保健时长为3.91小时,比其他领导干部的6.84小时几乎少了一半。

  杨万东的同事有的会早起游泳,他会在睡前慢跑半个小时,“每年体检都是三高的人比较多,这也算是吃公家的饭,得自己的病。”

  “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干部处在中国五个行政层级的底层。

  这个干部群体怎样工作、怎样生活的?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开展“县处级领导干部日常工作生活观察”的研究。

  近日,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副研究员田改伟、郑建君博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阐述他们对县处级干部工作和生活观察的感受。

  三成联系对象拒绝观察

  新京报:你们的观察对象是怎么找到的?

  房宁:大致有三种途径。最先想到的是我们所设在不同地区的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我们也比较熟悉,认为很容易谈成。但也不是所有的都谈成了,有的就是“一把手”不同意。

  第二种方式是得到了有关省委领导的推荐和帮助,通过这种方式联系成功率比较高。这种推荐和帮助也是非正式渠道的联系。

  剩下的是我们主动联系的,但这种碰到的钉子最多。

  新京报:为什么你们主动联系的,被拒绝的多?

  房宁:这事比较敏感,很多地区的领导怕造成误会。我认为这背后与干群、党群关系比较敏感有关。不过能找到这么多人,基本科学性有保障了。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拒绝你们?

  房宁:他们也不是说这事不能研究,不能披露,但很谨慎,有顾虑。他们怕社会上有恶意的误解和不友善的炒作,人家不愿引起这个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新京报:他们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田改伟:理由很多,有的机票都买好了,说不让去了,之前我们是跟“一把手”说好的,后来打来电话说,他们班子不同意,就没去成。有的是跟领导汇报后没通过,有的说太忙没时间,有的说缺少人手协调接待等等。

  这些领导也许担心,前来观察的人是不是来监督他们的?我们一再跟他们解释,说只是个学术研究,没有官方背景,但他们仍不放心。

  郑建君:当时联系江苏的一个县,正好赶上当地党委换届。当地领导担心,这个时间点突然有人来盯着他们,这算怎么回事?

  后来估算,我们主动联系的县市当中,三分之一拒绝了请求。

  县级干部需澄清工作状态

  新京报:你们为什么要观察这个群体?

  田改伟:“郡县治,天下安”,县级处在五个行政层级中的底层。在目前发展阶段,县一级的领导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处理社会事件和社会矛盾,对下要直接面对群众和基层,对上要落实中央和省里的政策。

  他们责任太多,权力也比较大。尤其是党政一把手,肩负一县发展大计。但不同的人对他们有不同的评价和认识,有说他们累的,也有说他们闲的。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就是想以科学的方式做一个展现。

  现在一般老百姓平时很少进政府大院去看干部怎么工作的,很多人也都不了解他们的工作,跟干部之间还是有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也使得这个干部群体的公众形象有一定的失真,不能完整客观地反映干部的全貌。

  新京报:你们的样本选择,能保证科学性吗?

  郑建君:样本的选择是先确定大的范围,再联系不同区县,符合样本选择要求。我们先定了“东北”、“东南”、“中部”和“西部”几个区域。有些省份既有发达的全国百强县,也有全国贫困县,在选择样本时就会考虑把发展比较好的县和发展比较慢的均纳入观察中,以此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观察者感觉县官没架子

  新京报:你们对他们工作和生活是怎么观察的?

  房宁:我们事先将县处级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生活分为4类16项。一是用餐与睡眠;二是工作类,包括:会议、批阅文件、研究工作、谈话、调研、接访、陪同、出差、走访慰问等9项;三是学习、休闲保健;四是家庭生活,主要内容为陪伴家人。这也是一个标准化分类。

  设置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包括学习,保健等,这些生活方式和情趣,看似是非政治的,纯私人的,其实对于干部的行为、廉洁从政,进而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境界有实际的影响。

  新京报:你们调查统计说,他们跟群众打交道少,是不是他们平时官架子十足?

  郑建君:因为干群接触少,会有一定的偏差。了解多了之后,印象就会改变。领导干部跟普通人一样。我认识一个副书记,工作期间普通老百姓可随便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正跟他在办公室说事,就走进来一个人,说我那工资怎么回事,副书记拿起电话就处理这个事情。

  田改伟:他们不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种颐指气使或高高在上。我感觉现在县处级干部身段都放得比较低,他们也感觉压力大。其实他们也会感觉活干好了却没落到好,工作做了,还得不到别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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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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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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