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受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直到不久之前，田星才第一次选择独立于父母。在恋爱这件事情上，她试图向父母发出信号——自己“态度坚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信号始于一个简单的拒绝。尽管从她自己租的房子去上班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田星还是让自己“忍着”，没有搬到父母在她办公地旁边租下的房子。
可每个周末去看望父母时，听着他们不断表达“失望”和“伤心”，田星心里仍然痛苦不已。“我最怕让他们失望了，他们就抓住这点，不停地说啊说。”
对这个独生女儿，父母从小精心培养。当她还躺在婴儿床里时，母亲就用一条红绳，连接着她的小手和挂在床架上的小玩具。只要小手一晃，她就会留意到五颜六色的东西。“她担心我整天看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变傻了。”
她刚上小学时，母亲最爱带着她去爬山，去抓蝴蝶，去认植物，培养女儿的各种兴趣。有次，贵阳突然下了场大雪，中午放学时，本该在上班的父母一起出现在校门口。“快走，我们一起看雪去，不然下午雪就融了！”一家三口在雪地里玩耍的一幕，田星至今难忘。
可后来，这种爱护和关注渐渐成了负担。田星记得大约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开始向班主任打听她在班里的名次。尽管那时学校并没将学生的成绩公开排名，但她害怕让母亲失望，还是不断要求自己，“下次要考得更好！”
上了大学，父母依旧敦促她“好好学习”。大一时，她渴望做一份家教，独立赚钱，父母坚决反对。“学习是最重要的，你要零花钱，我们可以寄给你呀！”母亲打来电话说。田星最终罢休，心里却始终耿耿于怀。
她很少向父母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父母在一旁仔细研究，她心里却只是“高兴了5分钟”，随即陷入莫名其妙的失落。许多年后，当她坐在北京国贸拥有大片落地窗的办公大楼里时，才明白过来，“人生的空虚，不是通过这样的‘成就’可以填满的。”
留学美国时，她越发抵触所学的专业，倒是重温起在北大时参加爱心社的热情，进入一家为贫穷儿童提供免费早教服务的公益机构实习。“真的，那是自发的动力。”如今她一字一顿地强调。
对这一切，父母知之甚少。他们只是感觉，女儿离他们越来越远。一次父亲对她唠叨生活小事，田星不耐烦地顶了一句：“你不用管我了。”晚上二老散步回来，母亲偷偷对女儿说：“你爸刚才哭了，你这样跟他说话。”
7月初，父母再一次突然来电，通知女儿他们已经坐上返回贵阳的火车。这让田星又陷入了纠结，“我都要被撕裂了！”
一个田星说：“我让父母失望了，怎么办啊？我的人生好失败啊！”另一个田星却说：“我真的要走自己的路了，我这么大了，自己的想法需要得到实现，我不能再被父母握在手里了。”
拿着几乎相当于父母全部积蓄的钱出国留学时，田星曾想着回国后跻身待遇诱人的投资银行，全力回报父母。可如今她渐渐发觉，用自己的人生去满足父母，“似乎永远也满足不了”。“我只能跟他们说，我不受你们控制了，但我还是很爱你们的。”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我就落后再落后了
田星知道，跟着内心来选择人生，阻力不会仅仅来自父母。
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她爱上了有关人生目标与人生意义的书。在一本书中，她读到了哈佛商学院一位教授对毕业班学生的讲话：
“如果你真正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同学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大概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正在大公司里步入精英阶层。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年后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了，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田星被这一段不凡的“劝告”深深打动。“但20年，你得做多少选择啊？”回到现实，她依旧定期参加北大同学的聚会，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谁谁又跳槽到哪儿了”“谁谁谁又升职了”。在这样的聚会中，她获得了某种“安全感”——至少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司占杰的生活里，同学聚会是另一番景象。
他毕业快10年了，大学里结识的一帮哥们儿，现在大多已结婚生子，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有两个朋友在滇池附近的高级公寓里购置了物业。而司占杰继续在昆明租着房子，骑一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
刚毕业那会儿，差异才初露端倪。司占杰那时每月工资800元，他生日约同学聚餐，大家都不让他付钱。“你那个什么国际组织，不就是国际乞丐吗？”兄弟常常开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大学室友牛正勇记得，司占杰那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大伙常常跑去司占杰租的房子里，打地铺夜话一场，众人倾诉职场烦恼，司占杰则说他在农村碰见的各种底层故事。
很快，聚会的形式有了变化。牛正勇读研后当了公务员。另一室友在银行系统里平步青云，如今已成为支行副行长。同学碰面的地方，渐渐转移到高级饭店与KTV。吃饭之余，大家习惯性地一轮一轮碰杯敬酒。
“同学之间越来越有客气的一套，他们已经练就了，觉得是自然的，我就越来越不自然了。”司占杰更怀念从前一群小伙子挤在宿舍里，煮碗面条，围着电视看央视科教频道的日子。
“别人过日子，一步领先，就步步领先了。”司占杰有些自嘲地笑道，“我就落后再落后了。”聚会档次越来越高，他“付不起钱”，也不习惯总让别人付钱，一度常常缺席同学聚会。
在好友眼中，司占杰“交际能力非常强，挣钱肯定没问题”。2007年，他获得福特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毕业回国，抵达昆明的那一天，一群哥们儿开着车，齐刷刷地在火车站接他，然后“怂恿”他马上到联合国机构工作。
这样的期望不仅在朋友间。“人家那河南大学毕业的，才5年，现在已经是县法院副院长了。更别说我那学生……”在老家，四叔总重复类似的故事，以此“激励”司占杰。他推断，这个侄子如果当年进了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该当处长了”。
四叔甚至为他拟定了补救方案：“你去考个河南省公务员，正正合适。”如果不从政，那么和司占杰相配的工作，月工资按照四叔的估算，“美国名牌大学回来，应该在两万左右。”
但司占杰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原来的慈善组织，继续服务麻风病康复者，一个月拿两千多元的工资。
“人年轻的时候，应该在基层锻炼，随着年龄增长，你不可避免往上走，就很难接触基层了。”这是他的信条。
在美国学习时，一位教授的忠告让司占杰印象深刻：“你们毕业后，一定不要马上跑去联合国、盖茨基金会这些地方！”在教授眼里，这些“高级”组织难以让从业者真正接触弱势群体，获得锻炼。
今年年初，为了做更专业的服务，司占杰与一些同事离开了原先的机构，创办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我在金钱上的理想比较低，社会方面的理想比较高。”他这样评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