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至少在目前仍游走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他们是患上艾滋病的同性恋者。
人们的视线似乎只有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之际才会投向他们。实际上，目前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构成特点正发生变化，以往的高危人群如性服务者比例逐渐降低，而男同性恋感染者的比例正在增加。他们隐蔽地生活在各个角落，成为社会中的一个庞大的群体，不容忽视。
“怕是没用的，要理智起来”
1日中午，在济南一家咖啡馆，记者见到了身形瘦弱、一身休闲装的宇轩(化名)，在记者伸出手之后，他略显犹豫，之后很热情地握手。
出生于1979年的宇轩是个男同性恋者，5年前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药瓶，晃动了一下说：“从去年12月份开始服药了，正式成了艾滋病病人。”
那时他的CD4细胞已经降到了249,必须吃药治疗了。宇轩熟知有关艾滋病的很多术语，他跟记者解释，所谓CD4就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CD4细胞出现下降，标志着免疫系统受到严重损害。“一般小于每立方毫米350个时，医生会建议艾滋病感染者服药。”
就在去年的今天，记者与宇轩见面时，他状态有些差，自称CD4细胞已经降到300以下，但还坚持着没服药。“一旦服药就是终生的，总觉得很忌讳。可是后来降得越来越少，不得不吃药了。”
坚持服药一年的时间，宇轩的病情得以控制。“瞧我现在精神多好，有些朋友说我皮肤都好了很多。”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宇轩的治疗是在所在区的疾控中心进行，“药品是免费的，一般一个月去一次，医生态度不错，保密也做得好，跟他关系不错。”宇轩说，有些病友因为心情不好会跟医生吵闹，那是不理智的，“服药的副作用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一定要配合治疗，这样才能保住生命。这也只是一种病而已，怕是没用的，要理智起来。”
“有时危险就在身边，却不知情”
像每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一样，宇轩也经历了最初知情时的巨大痛苦。他清楚地记得2006年8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济南某区疾控中心人员，问他是否在两个月前献过血，想再让他回去检测一下。他的确在济南献过一次血，便满腹狐疑地回去进行检测，结果显示：HIV阳性。他被确定感染了艾滋病毒。
“跟死了一样，不知道怎么回来的。”宇轩说，回到济南租住的房子里，他见到了男友，第一句话就是：我完了，染了病，你赶紧去查。男友神情有些紧张，但还是安慰他，说没事的，一切都由两人来承担。
让他欣慰的是，男友没有感染。他提出了分手，男友坚决反对，并表示这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让他不要想太多。
这让宇轩感觉到一些温暖。“如果不是朋友鼓励我支持我，我恐怕撑不下来。”宇轩说，“我们这个群体跟异性恋不一样，很多都是不固定的，感情也很脆弱，所以我很幸运。”
宇轩的男友是外地人，已经结婚生子，妻子孩子在老家，他一直在济南打工。两人相处十多年，关系一直很好。
染病后，宇轩脑子里一直痛苦地想是怎么感染的，但一直没有结果。“这跟男同群体混乱的性关系有关，也跟缺乏安全防护有关。”宇轩说，这个群体行为隐蔽，即便感染了也都是保密状态，因此在混乱的性关系中很容易迅速传播，“有时候危险可能就在身边，但是你却不知情。”
“不仅怕曝光，更怕面对现实”
对于男同艾滋病感染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孤独，本身是同性恋，再加上感染艾滋病，双重身份被很多人所不能接受。
“单独拿出任何一个身份，周边的人都会退避三舍。”宇轩苦笑着说，正是为了寻求一份温暖，宇轩成立了服务男同中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组织“友爱人生”，“到今年固定成员近百人，济南有30多个人。”
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男同群体的性行为进行安全干预，同时为感染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宇轩说，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会很抵触媒体，“不仅是怕曝光，更是不敢面对现实。”他坦承在自己刚染病的几年内，也一样抵触外界的关注。
“恐惧是由于不了解它，只要对这个疾病的发病原理以及治疗方式和情况有细致的了解，就会减轻对它的恐惧。”宇轩说，他接触过感染艾滋病后还生活了30多年的一位大爷，人很乐观，身体也很好，跟普通老人没什么差别。
尽管如此，宇轩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隐私。现在他在一家康复中心工作，周围的同事并不知道他的情况。“之前在某个公司工作时，跟一个同事关系很好，我曾试探地问他怎么看艾滋病人，他说得很难听。我听了心里像扎了根刺，之后就不再想公开了。不是不想公开，是不敢。”
“绝大多数人还是不能接受我们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隐艾’如此多的原因。”宇轩脸色有些阴，有些病友甚至不敢告诉父母和妻子。
“希望能给我们多一些理解和支持，有时候甚至一个握手、一个微笑就够了，而不仅是在12月1日这一天。”宇轩承认内心深处仍然有着恐惧，他希望周围能少些冰冷，多些温暖。(记者 郭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