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由市民政局主管的公益组织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发布关于农民工幸福状况的调查报告。
该调查中访问了403位农民工,来自山东、河南等全国12个劳务输出密集省份,他们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的大城市打工。近一半的受访者在异乡打工时间超过5年。60%的受访者是18至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45.9%的受访者有高中以上学历。
调查显示,农民工普遍认为当下的幸福感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但并未达到理想状态,超六成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一般。在与问卷调查同时进行的访谈中,“不幸福”的感觉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尤其在刚刚开始打工生活的年轻农民工间,很多直言当下没有幸福感。
【调查】
幸福因素未得较好满足
调查显示,农民工认为与幸福有关的主要因素中,家庭以绝对优势领先,占78.2%;情感、事业位居二、三位,比例分别为49.4%、41.4%;收入因素也是决定农民工幸福的关键因素,占40.2%。
农民工认为可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前三位主要因素分别为家人能在一起或更多团聚机会、满意的收入和健康的身心。然而,这些农民工认为与幸福相关的重要因素,在现实生活中均未得到很好的满足,从而成为了降低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对于降低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收入低、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少、个人发展前景暗淡。
揣着“高学历”走老路
本次调查中,农民工文化程度主要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对比北京协作者2004年进行的“农民工生存调查”相关数据,本次调查中农民工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上者达到89.1%,有大幅度提高。但受调查者所从事的职业依然集中于生产流水线工作、技术工人、建筑工人等,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无明显差别。
公共服务缺失致生活一般化
调查中,有69.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一般,7.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很不好或者非常不好,只有20.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很好或者非常好。同时,53.1%的农民工认为社会上的人对自己的尊重态度一般,认为社会上的人对自己比较尊重或者非常尊重的农民工有41.7%,有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不受到尊重。
“一般”化的生活背后,是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民工聚居区普遍缺乏公共文化场所。同时,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弊端,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中,除工伤保险外,其余难以让农民工直接受益。
【对话】
调查呈现农民工真实状态
新京报:为什么要做农民工幸福感调查?
李涛(调查组织者、协作者负责人):建设“幸福中国”、“让人民更幸福”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2.4亿农民工作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幸福指数不仅关系到该群体的工作生活质量,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质量。
新京报:403个调查样本是怎样选取的?
李涛:我们首先定位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其次,确定了家庭式流动,和中青年龄段两个范围,在这些范围内,通过抽样选取了400多个考察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形式,开展调查。
新京报:为何只有400多个样本,调查却进行了两年时间?
李涛:我们这次调查不仅是数据取得,而是一次行动研究。
调查主要伴随着协作者在北京、珠海、南京等地开展的流动人口教育行动,持续开展。用专业的社工方法,通过很多互动活动,和农民工一起来逐渐澄清他们对幸福的认识,帮助农民工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现在的幸福追求,以及在追求幸福过程中遇到的困惑、障碍。
所以,我们的调查结果也不仅仅是干巴巴的数据和专家分析,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大量详实的个案,以及农民工自己的语言表述来表达,来呈现当代农民工真实的状态。
新京报:协作者是民间机构,会不会担心这个调查公布后,因没有权威性而不被社会关注和接受?
李涛:权威性不仅仅是来自官方数据。很长时间以来,农民工的话题备受关注,但多数关注,仍是将农民工固化为一个劳动力符号,用数据和专家观点表达他们的状态。所以,我们这个调查,只是想把农民工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自我认知和判断的社会人。
无论社会评价权威与否,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长达两年的调查,协助农民工发展自己的社会表达能力,把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有时候,最真实的也是一种权威。(记者 魏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