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方舟子韩寒之争 拷问“自由质疑”边界(2)

　　方舟子：用考据学的方法证明韩寒有人“代笔”

　　方舟子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打假”期间有十余次被起诉的经历，对被韩寒起诉并不在乎。“侵害名誉权应该是恶意的，明知不是事实却去捏造。我跟韩寒并不认识，不抱着恶意的动机，韩寒不接受我的分析结论，或者我的结论是错的，也是一种学术研究自由。即使这个过程中有失误，也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此，路金波质疑称，如果不尊重他人的权利，微博上的言论自由则没有意义。

　　“我不认为起诉我，能够平息公众对韩寒作品是否有人‘代笔’的质疑。”方舟子说，他对韩寒文章有人“代笔”的结论，至今依然有信心。

　　方舟子称，他认定韩寒的几篇早期文章有人“代笔”的依据之一，是文中呈现出“少年人模仿不来的中年人的阅历和心态”。

　　“人生的阅历和中年人刻薄的心态，是没法模仿的。比如韩寒的《求医》一文，写的是九十年代末上海的事，却能从中看到七八十年代的影子。文中提到，墙上写着标语‘请、你好、谢谢’，这是‘五讲四美’时代的印记，不经过那个年代，不可能在作品中带上这样的时代背景。”

　　方舟子说，第二个认定依据，是对参加《萌芽》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情况、写《三重门》时候的情况，韩寒及其家人的说法“前后对不上号”。

　　“比如，韩寒父亲一直说韩寒的语文成绩很糟糕，韩寒后来却说自己的语文成绩很好，经常考在85分以上。成绩是可以查的，我查到韩寒退学前的语文成绩是40多分。韩寒读松江二中时的同学也告诉我，当时的语文考卷很难，印象中考得好的人里面没有韩寒。”他举例说。

　　“再比如，对韩寒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中的成名作《杯中窥人》，评委把一团纸揉碎后扔进一个杯子里，韩寒、韩父和几个评委在后来接受访谈和写书时，对纸的材质都说法不一。有人说是杂志影印纸、有人说是茶叶包装外壳纸，有人说是白纸，有人说是餐巾纸，有人说是一块布，非常蹊跷，让人怀疑这件事究竟发生过没有？”方舟子说，“联系到《萌芽》杂志当时频临破产，而选中韩寒作为一等奖获得者则引起轰动，《萌芽》订数猛增、起死回生。这里的利益问题，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猫腻儿。”

　　对于韩寒提供约1000页手稿资料作为证明自己独立创作《求医》等文章的证据，方舟子则明确表示，不会影响他的判断。

　　“我不怀疑韩寒有手稿，即使有人代笔，一定也要由韩寒自己誊清一遍再寄出去。”方舟子告诉记者，相反，他看到韩寒出示的手稿上“非常干净”，“更加重了我对韩寒‘不是创作而是抄写’的怀疑。”

　　“韩寒说，他早期写长篇小说时手稿基本不改动。但有点文学创作常识的人都知道，写长篇小说有可能这么写吗？由于前后情节需要比对，引用古典文献时要查资料，一定会修改，手稿上却那么干净。”方舟子称，这与韩寒现在写博客“反复修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

　　针对一些网友“推论欠谨慎”的质疑，方舟子回应称，他用的是考据的方法。“像康乾学派以来对古文献进行考据，若一本书号称是汉朝某人写的，但分析后发现用语习惯根本不符合汉朝的用语习惯，可以认定是一本伪书。对韩寒文章的分析，同样用的是这种学术方法。”

　　但他同时表示，自己有输掉官司的心理准备。“韩寒是一张名片，如果法院判他赢，我完全可以理解。”方舟子说。

　　“自由质疑”的边界在哪里

　　媒体公开报道显示，自微博平台勃兴以来，方舟子已不是第一个因“微博上的言论涉嫌侵犯他人名誉”，而被推上被告席的人。“这场诉讼将让人们重新厘清言论自由和诽谤的边界，而不是仅凭大众的自然正义来判断是非曲直。”上海数码互动娱乐专业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律师周宾卿日前撰文表示。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谢耘耕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刘瑞生副研究员和陈际红律师等受访专家均认为，依据事实、合理推断应是微博上“自由质疑”的边界，其核心是“掌握证据”，下结论则应慎之又慎。

　　“正常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所依据的应该是事实，用理智解释的态度去判断，并出于正当的目的去传播。这些自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陈际红表示，“目前方舟子很难说有站得住脚的证据来认定韩寒《求医》等早期文章，就是‘代笔’之作。只能算一种猜测，那么他在评价此事时，用‘基于上述事实，我有一种怀疑’等陈述性话语，是比较合适的。”

　　“质疑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但目前公众在微博上发起质疑的方式处在起步阶段，方法有待规范，态度也有待科学化、严肃化。”刘瑞生表示，“发起质疑需要拿出证据，交由公众去甄别和判断，而不宜过早下结论。尤其在自己的结论可能对他人造成很大影响的背景下，应慎之又慎。对任何网上质疑，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仅凭自己的逻辑推理，使用言之凿凿的话语、给出结论性意见，大部分公众无法信服。”

　　谢耘耕认为，微博平台作为自媒体，既有私人性，也带有公共性，对“吸引眼球”的负面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十分惊人。“微博不是日记或小范围聊天，对一些粉丝上百万的微博名人而言，他的微博传播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不低于一家报纸、杂志了。这就需要作为意见领袖的名人网友，在发出质疑声之前，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起基本的责任，对可能引发的不利后果，加以研判，平衡‘表达自由’和‘他人合法权利’之间的关系。”

　　刘瑞生也认为，目前我国的自媒体发展处于井喷时期，5亿网民释放出的巨大表达诉求，必然在一段时间内“让‘表达的自由’强过‘对自身的约束’”。“但网络是一个公共空间，网民自我规范有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随着个人的表达自由与他人权利的不断冲撞、问题不断滋生，人们也会逐渐趋于理性，摸索到这一平衡点。”

　　“微博等新媒体在迅猛发展时期，相关法规的建设一定是滞后的。如何既保护名誉权不受侵犯，又不对言论监督的自由造成‘打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不宜一蹴而就。”谢耘耕最后表示，“但从长远看，无论是药家鑫父亲起诉张显，还是韩寒起诉方舟子，都会为未来我国的互联网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和案例。”本报记者 王梦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