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农民工聚居地：劳动技能欠缺致融入城市困难

　　2011年12月2日，天阴微雪。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荆与5名研究生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沙子营村，这是一个不为外界所注意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这个地区位于北京5至6环之间，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学生的考察点，是因为张荆认识的一名家政人员郑阿姨的家就在这里。

　　这一天，张荆带领学生们走进沙子营村，近距离、面对面地观察了这个位于北京边缘地带的边缘群体。

　　张荆和同学们注意到，这个聚集区的人口构成有一大特点：居住于此的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的不同村庄，因为老家地理条件较差纷纷外出务工，并由同乡介绍常住于此。

　　“‘老乡’是维系这一聚集区存在的重要脉络。”张荆说，“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熟悉的家政人员介绍，我们很难深入走访这一聚居地。有了‘老乡’引荐这层关系，这里的住户对我们少了戒备。”

　　沙子营村位于朝阳区、海淀区、顺义区交界地带。“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平常无人问津，发展相对滞后，物价、租金较低，为聚居地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张荆说。

　　当天，到达目的地后，张荆将走访人员分成3个小组。在郑阿姨的协助下，他们与多户居住者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这一聚居地由闲置厂房改建而成。二房东将整个厂房租下后再转租他人。整个厂房被分割为南北两排房间，大约居住了30多户100余人。

　　参与调研的学生张宓了解到，这里的住房面积多数为30平方米左右，每月房租250~260元，最小的房间只有10平方米，每月房租160元左右。水房和卫生间均为公用。二房东每月按人头收取10元水费和10元卫生管理费。

　　张宓重点考察了郑阿姨家。郑阿姨一家三口居住在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房子里。她的丈夫原来在工地打工，后来由于患了风湿病，无法胜任重体力活儿，便改行跑运输了。

　　“两人的收入总和，除去孩子的教育支出、家庭的基本生活消费，几乎没有结余。”在张宓眼中，郑阿姨一家三口的生活环境非常简陋。

　　“30平方米的房子被分隔成大小两间：大间用作客厅和父母卧室；小间作为孩子的卧室、书房加上厨房。虽然对生活现状基本满意，但当谈到孩子即将面临的初中升学、择校等问题时，郑阿姨表现出强烈的担忧。”张宓说。

　　在另一户受访的三口之家里，年轻的妈妈从事服装销售工作，爸爸从事运输工作。两岁的女儿就近在沙子营幼儿园上学，每月托幼费400元。

　　“这户人家收入比较稳定。夫妻两人想多赚些钱为将来做打算。年轻的妈妈说工作很辛苦，但她有一种满足感溢于言表。”张宓说。

　　“在这里，大家的工作环境、家庭条件、背景、生活习惯都很相似，在一起会有互相照顾、扶助的感觉。因此，不同于我们以往对外来人口聚集地的印象，这里治安不错，有安宁感。”张荆说，“困扰他们的问题集中在子女上学、物价上涨、季节性失业等方面。在这里，人们对融入城市没有强烈的愿望。”

　　在看到了沙子营村的侧切面后，张荆和同学们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沙子营村聚居地是以“熟人”特别是“老乡”网络维系的小社区，地缘关系是这里最主要的社会关系；第二，教育问题成为影响居住者未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

　　这个结论从一个细节得到了印证。

　　参与走访的学生彭晓月问受访者：来北京这么久有没有去哪里游玩？有没有带孩子在北京逛逛？大部分受访者的答案是“没有”。

　　“很多家庭甚至从来没带孩子去过北京的故宫、北海等标志性景点，这再次印证了他们对城市的陌生感。”彭晓月说，“一是因为没有闲钱和时间，二是没有这种意愿。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来到这里是为了打工赚钱。他们迟早是要回老家去的。这里从来不属于他们。”

　　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融入城市的意愿较低，在这个小社区里矛盾地并存着。

　　“虽然他们来到北京很多年，但对这里并没有很深的感情。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人群中，鲜与外界接触，他们又获得了相对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彭小月说。

　　如何打破这个自成体系的小圈子？张荆和同学们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虽然这里的人群收入普遍偏低，但仍旧存在分层。有一定职业技能的人收入是最高的；其次是有正式工作的群体，收入比较稳定；最后是没有固定收入，依靠打零工赚钱的人群。

　　张荆认为，这种分层实际上已使他们意识到在城市打拼拥有技能的重要性，也是这个群体融入城市的切口之一。

　　“为其提供培训机会是促使其跳出固有圈子的契机。遗憾的是，这些打工者并未得到任何机构提供的培训机会。如果想学技术，他们只能自己出钱，但这笔费用对他们而言太高。”

　　访谈中，一个年轻人表示想学做面点，然后开个早点摊子，增加收入。

　　“由于没有足够的本钱，他只好作罢。之后，他仍旧需要依靠‘老乡’这一仅存的社会网络生存。”张荆说。

　　张荆认为，教育是促使农民工下一代融入城市的有效途径。“目前，这里大多数学龄儿童的首选仍旧是沙子营村的打工子弟学校。但是，校内学生的家庭背景高度相似，这样一来，以‘老乡’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不仅不会被打破，反而会加强。”张荆说，“这让我们从另一个侧切面看到了当地居住者的无奈。”

　　早在2009年，张荆和北工大学生就曾对农民工聚集地人口的生活、工作、子女教育问题展开过调研。

　　当时的地点选择在崔各庄。近3年过去了，这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他分析说，“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第三产业，例如建筑、装修、商贩、餐饮、保洁等，往往是城市职业中最累、最苦、最脏、收入最低的工作。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城市经济激烈的竞争中，一些个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比较满意。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城市生活仍旧存在不确定感和无方向感。”

　　“城乡间的鸿沟虽然在移民潮中有所缩小，但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外来劳动力仍尴尬地介于‘廉价的补充力量’和‘可怕的竞争力量’之间：需要时可以用其作为廉价补充，不需要时则被制度约束在门外。”张荆说。本报记者 崔丽 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