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思维”泛滥：仇恨扩散，扭曲社会认知(2)

　　“打工仔”这个词常见于媒体的标题中，而这个词的背后往往是有关抢劫、偷盗、诈骗等行为的后缀。久而久之，这个群体的形象就被抹黑了。

　　无论你再怎么呼吁可怜这个群体、公平对待这个群体，都无助于挽回这个群体的形象。

　　而实际情况呢？新生代农民工的进城其实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他们大多数虽然从事着父辈的行当，但是文化水平明显提高、追求整洁时髦、信仰自由恋爱、对网络等新生事物接触多。

　　而且他们的从业范围在从建筑、餐饮行业向电子机械、物流、通讯、小型零售拓展，而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很有可能是一些大学毕业生。

　　因此，无论从生活品位，还是从就业层次，农民工在改变，但是留存于头脑中的偏见却异常顽固的存在着。

　　对这种偏见的形成，媒体口径中对打工人群信息的选择性报道，以及对其身份的过度强调，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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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有什么危害？

　　将一种偶发行为，贴上富人与穷人的标签，很容易演化成一个显示社会分裂的公共事件。标签化不仅不会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形成错误判断，导致不满情绪郁积。

　　话题性升级： 仇恨扩散，扭曲了社会认知

　　“白领”肯定都是小资？“富豪”就一定不仁？“官员”注定要腐败？

　　无疑，答案是否定的。有评论认为：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一个群体往往会被构造出标签所包含的行为规范，并以个别事例不断“应验”。

　　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显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和盲目性，挫伤了很多人的本心。

　　成都一位名为胡丽天的老人，有19次被选中成为听证代表，支持过各种涨价。很多网友称其“听证专业户”并大加挞伐。

　　戏剧性的是，随后的报道表明，胡丽天只是一位热心市民。听证中她有支持有反对，并非“群众演员”。

　　可以说，这种泛标签化扭曲了社会的认知，虽然，胡丽天老人从被标签化到拆掉标签，只短短几天。但不实言论的发酵，造成了“老不信”的惯性，这比事件本身还要命。

　　还是拿“富二代”来说，其实，这个人群只是家庭境遇的字面概念，但个别人物、事件引发的“话题炒作”却很容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不过，去年“保时捷少女路边救人”事件进入了公众视野。一桩普通的救人事件顿时成为引领对“富二代”重新认识的道德公案。

　　这个时候人们在反思，面对这样一群年轻人，对其进行评价是不是应该秉持更为谨慎、客观的态度。

　　虽然虚假在事实面前总是没有说服力，但长期被“标签化”的过程，对人的伤害，对舆论环境的修复，对媒体公信力的建立，都是不利的。

　　当下，国内公众焦虑重重，很容易出现以情绪代替理性，甚至凭感觉代替法理的现象。

　　《京华时报》评论认为：“随意将一起案件贴上作恶标签，是在人为制造隔阂，扭曲社会心态，任仇恨扩散，遮蔽了事件的本原与意义，那会是对社会的更大伤害。”

　　拿有钱有权人来说，受害者也不少：陈光标被质疑，任志强被谩骂，吉林四平市副市长高京燕因比较漂亮，升职快，而被质疑靠潜规则上位……

　　有评论称：不否认有人在攫取财富过程中有灰暗地带，但如此简单地把财富与道德体系直线化关联，只能表明整体社会心理的不太成熟。

　　如何去除标签？

　　《环球》杂志调查了青年人对自我的标签认识。调查选项分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和愤怒青年。

　　出人意料的是，在接受调查的两万多名网友中，超六成认为自己是“普通青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萨支山认为，“普通青年”其实也“不普通”。

　　在他看来，大多数人将自己归纳为普通青年，实际上是在拒绝武断地为自己贴标签。人们愿意说自己是普通青年，是由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文青”和“愤青”。

　　可见，对于标签这种东西，当事者有着本能的抗拒。

　　其实，一个人的贫富、贵贱和品行不存在正相关，无论“保时捷少女”，还是“救人的陈贤妹”，其行为都是对道义框架的适应，“任何过分恶解和过分正解都是简单化思维导致的社会正义自戕”。

　　去除“标签化”，对公民个人当然有所要求，但体制的因素同样不可忽略。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人们对于政府、司法公正的焦虑，才催生了“官二代”等一系列标签。一定程度的透明、监督，会让一切“标签”得以消解。

　　总之，良性互动是消除误解的不二法门。就像现在人们“把强拆等同于拆迁”一样，这需要“公益性”尺度进一步加大，程序正义得到延展，而后拆迁才能去妖魔化，给人们一个“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