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避免“娃娃讨薪”要遏制赌博式工程分包

　　业内人士指出，许多讨薪事件实质是企业上层的经营纠纷或者承建商与分包公司的矛盾，当资金不到位时，手下的员工便要承担工资被拖欠的后果。

　　事例

　　投资方与承建方各种纠结

　　民工们群情激愤涌入昆明市经开区爱迪森学校后，爱迪森学校执行董事涂珍秀表示，自己已经按照合同支付给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老总周勇近5500万元，至于周勇为何没有将工资发到民工们手上，她也不清楚。而周勇的妻子则说，收到的5500万元大多用于支付材料费，要全额支付民工工资，有近1600万元的资金缺口。她表示，只有爱迪森学校对工程进行最终结账，自己才有钱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

　　作为爱迪森学校建筑工程的承建商，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既是既是讨薪者也是欠薪者。一方面，他们与校方还有近1000万的款项没有结清；另一方面，他们还欠着工人们近1600万元的工资。

　　作为林辉工程处第一项目部老总的周勇，在整个讨薪事件中几乎没有露面过，所有事件自始至终由其女儿协调解决。对此，周勇的说法是“因为欠薪，一出面就会被工人打”。而周勇妻子也一度因为无法与校方结账，又无法支付工人工资，而情绪失控意欲跳楼。

　　●切实保证用工方交纳劳动保证金制度

　　●建议对欠薪企业建立诚信档案，上规模者拉进黑名单

　　8月中旬至9月初，是除腊月之外的又一个民工讨薪高峰期。讨薪集中爆发的原因很简单，民工徐文莲女士告诉记者：“娃娃要上学。”

　　然而，讨薪过程与个中内幕却绝不简单。民工们常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以跳楼作为要挟、围堵老板与工地。而工头把钱全部垫付在工程中、承建商拖欠工资、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这些都可能成为欠薪的理由。许多时候，讨薪并非只是民工的自发行动，往往是工头、承建商、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作为被利用的棋子，民工们并非全然无觉，但他们的话令人深思：“拿不到工钱，承建商不管我们，学校不理我们，不这么闹一闹，会有有关部门来过问么，我们能拿到钱么？”

　　无论孰是孰非，结果如何，讨薪这一频频发生的社会现象，带给局中人与旁观者的，都是无尽的辛酸与震撼。

　　讨钱者

　　“苦点无所谓，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8月14日10时，大理市东盟玉石城门口。13名民工子女在烈日下排成一排。5岁的余贤举着标语：“我爸爸在这里打工好多年了，没拿到钱，我马上要读书了。”灼热的阳光令孩子们汗如雨下，路过的游客纷纷动容。

　　让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昆明。“眼看孩子就要开学了，可是哪有钱报名？”民工老王有3个孩子，学费分文没着落。老板魏吾才将曲靖南城建材市场建筑工程的外墙涂装工程部分包给他们施工，但工钱却迟迟未发。光老王一个人，就被拖欠了5万元工资，时间长达两年。8月22日，老王和工友团团围住刚现身的魏吾才，魏吾才只得躲进西山区马街派出所。8月23日，在派出所协调下，民工们终于拿到了工资。捧着血汗钱，老王心中松了一口气，眼睛却不禁红了，“我苦一点穷一点无所谓，不能耽误孩子上学”。

　　民工们告诉记者，每年8月中旬至9月初，以及过年前，是讨薪事件高发期。“过年前讨薪，是要拿钱回家过年；8月中旬讨薪，是孩子要交学费了。”

　　“带着孩子来，保安不敢随便打人”

　　带着孩子一块讨薪并不是个案。继大理市东盟玉石城门口13名民工子女拉起横幅为父母讨薪后，8月22日昆明市北京路中建二局办公室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幕。喻一刚18岁，他右手牵着今年念小学二年级的妹妹。他的父亲看了半年工地，一直没有发工资。“家里没人照顾妹妹，不放心。”记者与他谈话时，一位讨薪女民工牵着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吃力地走过楼梯，背上还背着一个不足一岁的孩子。

　　11岁的戴小朋友平时在重庆由爷爷奶奶带着，每到暑假就来昆明和打工父母短暂团聚。她说：“9月1日就开学了，爸爸妈妈答应等拿到工资就送我回老家。我想赶在开学前回去。”

　　记者感受到，农民工带上孩子来讨薪，也是为了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得事情得到尽快解决而做出的下下之举。一位民工告诉记者：“带着孩子来讨薪，保安们不敢随便动手打人。”

　　带头者

　　“要团结更多的人，不然要不到钱”

　　昆明的建筑工程多采用“分包制”，每个工头手下有十余名至数百名工人，由工头负责找承建商领取工钱，再发放给民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民工们在做工期间只能领取“生活费”，多由工头先行垫付，工资要等工程结束后一次性结清。8月20日，带领民工拿着棍棒到昆明经开区爱迪森学校讨薪的工头刘连杰告诉记者，自己手下有260个工人，承建商“只付了123万，还欠着210万”。他说：“我还欠着45万高利贷，现在真希望有人把我杀了，一了百了。”刘连杰翻开裤兜，里面除了一盒烟，只有几张十元的钞票。

　　来自宣威的工头余师傅从事墙体粉刷工作，入行已经十余年。他在曲靖南城建材市场建筑工程中，被老板魏吾才“拖欠了一大笔钱”。每到逢年过节或是孩子上学时，余师傅就要面对上门讨薪的工友。“找亲朋好友借一点，先发给工友，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可是工资拖欠久了也不是办法，他索性带着民工共同加入了讨薪行列。

　　已经在昆明注册了一家装饰公司的郑师傅，花两年时间打赢了工程款被拖欠的官司，但他觉得得不偿失：“3万余元的律师、交通等费用，都由自己埋单，还不如带着工人上门讨薪的‘土办法’有效。”虽然郑师傅有能力垫付民工工资，但他说：“要团结更多的人，要不然就要不到钱。如果我全部垫付，那么靠我一个人绝对要不到工程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