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析中国“拿奖”心态 吁多修炼公共文化责任

　　获奖重在踏实做出成就

　　想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在意这个奖那个奖？长期以来，中国有着被世界认可的急切心态，商必“500强”、学必“诺贝尔”、影必“奥斯卡”……当然，作为成果的坐标，奖，是一个离不开的参照，但是，当对于这个坐标的在意远远超出对于成就本身的重视时，为奖而奖的偏离，尤其是，当奖和名利地位实现了捆绑，一种近乎异化的追逐就成为可能。这种仅在意获奖的舍本逐末，不妨就叫“伪在意”。

　　拿奖心态——　多修炼公共文化责任，更有意义

　　只要中国科学界踏踏实实做出耀眼的成就，不愁不受人认可。媒体评论员雷振岳提到，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和强国，应该多修炼公共文化责任，多倡导积极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导师的责任，这更有积极意义。

　　应该看到，近年来对于“诺奖到底离中国有多远”的直接探问明显少了。一些理性的声音开始慢慢掌控主流判断。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对于每次诺奖“花落谁家”的看法，一个普遍的说辞是，就科学进步而言，诺贝尔奖不是唯一标志，它有自身的局限。比如徐光宪院士曾说：诺贝尔奖没有数学、没有理学的、没有工程科学的、没有兴趣科学、没有地学，在学科覆盖面存有一定局限性。同时，中国有很多科学家成就超出诺奖得主，譬如钱学森、袁隆平等，就没有获奖。所以，没有获奖不等于不行，没必要觉得面子上不好过。

　　安慰的话说了，但该正视的问题还要正视。国内科研创新动力不足、经费吃紧、教育体制等的束缚，让中国科学团队的脱颖而出确实存在着掣肘。不努力改变这些差距，只是一味的羡慕和抱怨，无济于事。

　　在很多国际评价体系中，诺奖有着典型的代表性，尽管这里面有很多“西方价值”的介入，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了对话的可能。只要中国科学界踏踏实实做出耀眼的成就，不愁不受人认可。媒体评论员雷振岳提到，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和强国，应该多修炼公共文化责任，多倡导积极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导师的责任，这更有积极意义。

　　非适用域——　本来就“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这种不具备可比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各个领域存在的“大奖”是一种反讽。实际情况是，现实生活中，很多“非竞技”领域，却被用各种奖项裹挟，成了一干人等你死我活的比拼擂台。

　　中国有句俗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少林寺武僧现在讲求一个原则，不比武，因为武术的本意是强身健体、修炼心境的，而不是一种炫技。在很多其他领域，也是这样。比如文学、科技、教育等方面，由于不可能具备整齐划一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过于推崇“武林至尊”是不对的。

　　这种不具备可比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各个领域存在的“大奖”是一种反讽。实际情况是，现实生活中，很多“非竞技”领域，却被用各种奖项裹挟，成了一干人等你死我活的比拼擂台。有作家称，对于文学这类现象，与其看重奖项，不如看重它所诠释的生活意义。其实，对于包括各种科学成就在内的诺贝尔奖而言，也是应该注目于日常生活的息息相关。

　　据说，牙刷、牙膏、微波炉、打印机、电视机等，几乎所有日常用品，要么是诺贝尔奖的产物，要么是由获奖研究成果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业内人士称，虽然诺贝尔奖从诞生至今仅仅100多年，但诺贝尔奖见证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重大科学发现，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

　　即便在竞技色彩最“残酷”的体育赛事中，“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这种虚怀也应该具备的。但是，很明显，国人在这方面显得不够大度。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凡是奥运会、亚运会这类重大比赛，得银牌、铜牌者，非常不受关注，甚至让获奖者自己都感觉“抬不起头，见不得人”。但西方国家运动员，对此就坦然的多。拿到银牌或是铜牌，照样是手舞足蹈，欢天喜地。

　　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对比，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对“金牌”的热衷，却没有转化为对个体身体素质的提升，因为，关注点不一样。

　　名利挂钩——　奖励，还是奖利，这是个问题

　　一位工艺美术大师曾对媒体披露评“大师”的内幕，他说，艺术是前提，经济是基础，人脉是关键，缺一不可。没有钱，你艺术再好，也难以评上大师。

　　如今，社会上“交钱拿奖”的风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联想到一度风生水起的“中华脊梁奖”所深藏的交易内幕，就知道“奖利”早已不算什么新事物。一位工艺美术大师曾对媒体披露评“大师”的内幕，他说，艺术是前提，经济是基础，人脉是关键，缺一不可。没有钱，你艺术再好，也难以评上大师。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在吉林的一场“优秀农民工评选”中，候选名单共计30人，其中厂长经理就有11人，其余大部分也都是各岗位的负责人，真正标有“工人”字样的只有三人。难道只要是“优秀”的名头，就不会放过吗？这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利益挂钩？显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奖项的获得，往往意味着职称的提升、职位的提拔、收入的提高、行业内地位的认可。

　　随着此现象愈发严重，民政部开始出台文件“纠偏”。10日，民政部公布《关于规范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禁止社会团体“卖牌子”敛财。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多具准官方性质，拥有政商资源，如中国文联、中国残联、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等，故常现以合作名义借其“牌子”敛财的行为。

　　前段时间在绍兴开幕的第21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遭遇冷场，很多明星大腕没有出现。组委会主任康健民或许道出了其中的因由：“百花奖是现场投票，很多明星觉得来了没有获奖，丢不起这人，面子上过不去。”可见，还是一个名利的问题。

　　作为一名淡看名利的老艺人，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大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单田芳，一生只获过一次奖，凡是要交钱的奖就不参评。媒体称，像他这样赫赫有名的艺术大师，一生只获一次奖，实是感觉“可怜”，但这种“可怜”却让人肃然起敬。

　　扶正心态——“奖励教育”应做出的反思

　　想想媒体上经常爆出的“走向沉默的状元”们，就知道什么奖都是浮云了。尤其在泛滥成灾的奖励失去“含金量”，变成鸡肋时，或许，该想想怎么给自己一个健康人格的事儿了。

　　有媒体报道，在2012年的上海未成年人科学素质发展论坛上，上海市市教委基教处处长倪闽景给在座的科学教育专家出了一道数学题。结果，5分钟后仍没有人说出答案。原来，这是一道小学四年级的奥数题。倪闽景称其为“垃圾题”：我国的基础教育应鼓励学生探索科学，而不能用这类题目去难倒孩子。

　　说起奥数，这是中国家长、孩子，乃至中国教育的痛。为此，日前，教育部和北京市出台了治理小学奥数与升学挂钩的一系列措施。北京市政府责成市教委采取措施坚决治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的情况。一经查实，将对相关责任校长和区县教委主任进行问责处理。

　　应该说，奥数是中国奖励教育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各大中小学为了吸引优质生源，纷纷祭出“加分”政策，对于奥数获奖、艺体特长等禀赋高的学生“高看一眼”。但是这些学校这种追逐，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跟风，其负面影响很快显现。

　　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曾直言，奥数这种突击训练不仅没有使数学能力、数学修养提高，相反有些同学因为负担太重还有可能产生厌倦情绪。很明显，奥数只是所有“奖励教育”中的一项而已，看一看从幼儿园就开始的颁发小红花、小星星，再到中小学里普遍实行的“评三好”“评优干”“评进步”，再到大学里的各种评级证书、竞赛获奖证书……

　　更有甚者，有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吃一碗饭，竟然也使用“买玩具”的激励措施。这些奖励教育的效果怎样呢？有调查证明，一些趋于形式化的奖励并没有带来学生荣誉感的增强，反而造成了一些学生心理的落差，造成了负面情绪。前几天，深圳一小学因孩子表现不好，老师就在学生脸上盖个蓝墨水的印章以示批评，表现好的盖个红章，上面有一个“奖”字。这样的奖惩，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摧残呢？

　　想想媒体上经常爆出的“走向沉默的状元”们，就知道什么奖都是浮云了。尤其在泛滥成灾的奖励失去“含金量”，变成鸡肋时，或许，该想想怎么给自己一个健康人格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