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建立农民工博物馆 回避孙志刚事件惹争议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记住“农民工”

　　一座城市用一座博物馆纪念那些默默付出的城市建设者——农民工，这被公众叫好。但对孙志刚事件等选择性回避，也让公众感到不解，如何真实而客观地呈现农民工的历史，博物馆才刚刚开始

　　53岁的农民工李会成不会想到，在这座已生活了19年的城市里，居然要为他们建一座农民工博物馆，而十几年前自己的一封家书也成了珍贵的“文物”。

　　在中国，很少有哪个城市像广州这样与农民工的关系如此密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仅珠三角地区吸纳的农民工就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30%，农民工已成为这片中国经济版图上活力旺盛地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于是，广州希望以农民工博物馆的方式向这座城市的建设者致敬。但其展出内容的偏颇也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选址马务村

　　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希望建立一座农民工博物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及对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

　　根据汪洋的构想，广州市率先提出在市区选取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建立农民工博物馆，并依据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建设。领导的重视效果明显，先后有17个城中村跃跃欲试。最终，地处白云区的马务村脱颖而出。理由是，马务村的“城中村”味道最浓，在广州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这里也比较典型。

　　马务村原是著名的工业园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不少知名电器就产于此。筹建组选中一座面积近5000平方米的四层高的旧厂房，经过改造装修计划作为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不过，此项目在投资上一波三折，原本广州市委市政府计划投资4.3亿元，但最终调整为2.3亿元左右。

　　即便如此，农民工博物馆展品征集办公室还是如期成立，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共抽调65人进行参与博物馆的筹备工作。

　　根据2012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中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亿5千万人。如何在有限的环境中反映如此庞大的群体，展品又该如何征集？农民工博物馆展品征集办公室主任张宝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制定了一个详细了征集展品的大纲。张宝颖以征集展品的特性将工作人员分为社会组、市外组、区县组等七个小组开展征集工作。“上级要求9月就要开馆，但对于工作人员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大家都需要时间学习和消化。”

　　按照征集大纲分类，七个小组征集的展品范围广泛，包括农民工生活学习上的资源，甚至是农民工使过的、有价值的生产工具等。最终，征集办公室征集到三万五千多件物品。

　　接下的布展同样颇费心思，按照大纲要求和实际情况，馆内大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孕育与发展，以时间为主轴，从改革开放到百万农民工闯广东，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名为走近亿万农民工，分为劳务篇、生活篇等10个篇幅；而最后一部分叫做体验与服务，既提供法律咨询，也强调与观众的互动。

　　张宝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博物馆由广州市政府投资，由白云区政府负责管理，企业从中参与，半年之后白云区政府工作人员撤出，完全交给企业运作。“就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营的模式，同时保证博物馆永久性免费。”

　　捐出暂住证

　　五千多件展品中，几十封书信颇引人注目。其中，二十余封写于1994年的情书引起参观者的兴趣。这些均是18年前，广州利工民针织厂的重庆万县籍打工妹贾桂写给男友曾桂林的“两地书”。尽管信中不少错别字，但一封封书信记录了两名农民工初入城市的困惑、感情和真挚的爱情。两人在1997年结婚，情书旁一张三口全家福照片让这份幸福增色不少。

　　“农民工用过的物品虽然算不上文物，但他们思想情感方面的陈列品最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还能从中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展品社会征集组组长、广州社科院历史学专家邢照华对此评价道。

　　比如，在广西农民工李会成19年前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向父母解释出门打工的原由，而几乎每一封信都表达了对儿女学习成绩的担心。“那个时候父辈对于年轻人外出打工还是不太理解。” 李会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当时没有“留守儿童”这个词，但这个问题已经显现出来了。而李会成的坚守和打拼也有了回报。2011年，通过广州的积分入户政策，他全家均申请到广州户口。

　　64岁的农民工游木春则没有这么幸运。19年前，他从福建平和老家来到广州靠给面包店送货过活，每个月二三百元的收入。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妻子至今没有取得广州户口。

　　在看到征集展品的媒体报道后，游木春捐出了劳力调配介绍信、伙食记录本等90多件物品，其中仅各种版本的暂住证就有10本。

　　“这是当年农民工的集体噩梦。”说起暂住证，游木春仍唏嘘不已。在游的记忆中，来穗第3天即办了暂住证，当时办理费用每人每月只要5元，而三年之后，就涨到了30元钱。“因为太贵了，我们8个人住在一起，但只办了4个。”

　　在那个年代，没有暂住证麻烦不断，治保队员每个月平均要进户查两次，如果被查到，就会被抓起来并送到收容遣送站，还会被打。游木春说，“治保队员一敲门，同屋的就会让没证的人顺着梯子爬进阁楼躲起来，再将梯子撤走。”

　　2000年，游木春的儿子因未随身携带暂住证被带到附近的黄村派出所，直到游木春把暂住证送过来，人才被放了出来。而三年之后，因为未办理暂住证，武汉籍青年孙志刚被治安人员带至黄村派出所，后被转至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被以“三无人员”收容，最终被人殴打致死，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一时轰动全国，已是后话。

　　在游木春看来，暂住证是那个年代农民工群体的痛楚和记忆，能够引起共鸣，最具有展出的价值，他将当年十个不同时期和版本的暂住证全部捐了出去。

　　“应该展示我们的抗争”

　　捐出10本暂住证的游木春并没有高兴太久，他参观农民工博物馆后就发现，证件展柜中摆满了就业证、安全培训证等证件，而他捐的暂住证只摆了一本。“只展出一本怎么能代表这段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呢？”

　　在此之前，游木春还捐赠过两份手写的行政上诉状——他因未领到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交通补贴将广州市政府告上法庭。在他看来，一个农民工敢将市政府送上被告席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可展品征集办公室并不买账，拒收该物品。

　　更令他不解的是，博物馆大多展现农民待遇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政府对农民工的关心，而缺少农民工对资方的抗争和受到的委屈。“那也是最真实的农民工，才是最触动灵魂的内容。”游木春说。

　　20岁的大学生陈祥(化名)参观之后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现在中山大学读大三，平日关注农民工群体，曾在富士康“卧底”一周。博物馆给他的直观感受是：尽管都罗列出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变迁，但并没有将政策变化的背景事件展现出来，“虽然博物馆列出了国家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只字未提这背后的‘孙志刚事件’。”

　　陈祥希望官方应有所回应，便给广州市建委写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信，要求公开博物馆的建设规划以及征集和筛选展品的原则。他的申请就是为了搞明白一个问题，在展品选择上为何避重就轻，对农民工生活的真实境遇视而不见。

　　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孙志刚事件”本在布展之中，但由于公关机关不允许调该事件档案而被搁置。“可能还是因为敏感。”一位参与博物馆策划的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10月23日，广州市建委联合7个部门，邀请陈祥召开了一次情况说明会。为了增加说服力，陈祥叫上两个因工伤失去手臂的农民工和一名因尘肺病去世的农民工家属。

　　对于陈祥的问题，展品征集办主任张宝颖坦言，展品的调整要与创作团队进行沟通，他并不能决定展品的内容和形式。随后，陈祥递交了一份建议信，提出八项建议，希望在博物馆中增加孙志刚事件、南海罢工事件以及富士康12连跳等反映农民工辛酸、抗争以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内容。陈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场的负责人表示会认真考虑采纳他的建议。

　　10月18日，农民工博物馆副馆长冯耀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些观众也提出博物馆缺乏农民工抗争的内容，他们会根据观众建议适时调整。

　　在邢照华看来，农民工博物馆的建立本身就是对这一群体的尊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从征集到开馆时间紧迫，达到如今的程度已实属不易，“博物馆的诸多方面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需要各个方面一起努力，使其不断完善，成为令百姓满意的博物馆。”邢照华说。 (本刊记者/刘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