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到芦山 民间慈善组织5年探索救灾新模式

　　“反应更迅速，慈善组织走向一种有准备的专业性更强的救灾，”在12日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的慈善组织救灾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如此评价芦山地震中民间慈善组织的表现。

　　震后3小时内，第一支救援队抵达震中；官方第一天就设立登记处，对志愿者统一管理；民间慈善组织壹基金首次成立全国救援联盟……和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慈善组织以更专业的救灾手段，更合作化的救灾意识挺进芦山灾区。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那一年被视为我国的“公益元年”，民间公益慈善开始进入人们视野。5年来，从汶川、玉树、舟曲等灾难中走来，民间慈善力量迅速成长，各个组织逐渐从懵懂不觉走向自觉。

　　据统计，2010年底我国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达到2200个。

　　“过去五年，是公益慈善组织蓬勃发展的五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表示，我国以公益慈善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已遍布城乡。

　　同样，微博、微信等新兴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出现，由碎片化信息组成的一条信息传播链，弥补了信息缺口，在雅安救灾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形成了互联网联合救援，是多元化、灵活救灾的一个积极体现，为抗震救灾提供了信息保证，”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说，依托互联网的信息平台，一场线下与线上的救灾新模式正在形成。

　　随着国务院取消对民间慈善组织的主管，慈善组织拥有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过去“官办”慈善机构在灾害救援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改变。

　　在芦山的抗震救灾中，一方面社会组织、志愿者等民间救援力量成为政府救灾力量的有力补充，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在信息、机制和物资上给予慈善组织最大的支持和配合。

　　其中，民政部对社会救灾捐赠管理进行了改革，未有其号召全国性捐赠动员；社会劝募由社会组织自由进行；也未指定捐赠款物接受单位；四川政府也成立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中心，从制度构架上协调管理慈善组织和志愿者。

　　“此举可以写入芦山地震历史，”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认为，此举使我国救灾募捐机制从一种行政干预市场，走向社会选择的救灾募捐市场，开启了政府和民间慈善组织协调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芦山进步”只是我国慈善事业有序推进的一个开始，在慈善组织和政府不断磨合过程中，也清醒认识到“乱”和“无序”的问题在灾区的真实发生。

　　参与9年慈善工作的爱德基金会一线员工谭花认为，芦山灾区的现场管控比5年前的汶川更加严格，由于各村不能擅自接受物资，因此，捐赠的物资大多被堆积在仓库里，灾民并没有拿到应有的物资。

　　“这对志愿者，对捐助人都是打击，”谭花说她们有时会觉得无能为力。

　　一直致力于抗震希望学校建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灾区前线指挥贺永强，也被灾区不可预估的变化伤透了脑筋，“我们承建板房，当地每天给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我们工作不好开展，”贺永强表示，慈善组织在救援现场同当地政府的有效沟通和配合还需进一步提升。

　　邓国胜认为，政府传统的管理模式仍然存在，在民间和政府之间建立专业化的协调平台，信息的共享机制相当缺乏。

　　“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开放救灾市场，鼓励社会上那些有能力的慈善组织，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在召开工作会议、拟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主动邀请民间组织参与，并建立重大突发事件会商制度，建立慈善组织和政府之间长效的应急救助协调机制。

　　“中国慈善事业正在消弭边界，呈现多元的发展状态，”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乔栋表示，不仅政府和慈善组织之间要加强沟通合作，慈善组织也要形成合力，建立慈善组织之间的联动长效机制，推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构建公益价值链。(黄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