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公务员:不惑之年的“念”与“忧”
“年轻时,我可能会翻着日历,倒数着回家的日子。那时候,家家户户亲手制做小糕点,杀猪宰羊……大年三十,每家都拿煮好的大猪头祭祖,之后全家人齐坐在一起,吃年夜饭……”冯岩回忆道,“现在年纪大了,时代也不同了,年味淡了;那种对过年回家的期盼也已经淡了。” 但尽管如此,她对回家过年的向往依然强烈,因为在家乡有其牵挂的父母在等她。
冯岩,1966年出生,是一名公务员,48岁的她即将迎来她的第4个本命年。当谈起过年时,她不禁唏嘘感叹,“年味不再”。不仅如此,“上有老小有小”的她也有自己的担忧。“现在像我们这种在单位的中年人,都只有一个孩子,有时我们这些中年人也会担心,20年后的春节我们是否会孤单地度过春节。”
过年不只是放假
冯岩,老家在云南,不惑之年的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1989年,我来到了北京。”
在冯岩眼中,他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上山下乡’我没有赶上,顺利读完初中。高考,我轻松面对。大学毕业,国家分配,我到岗参加工作。”然而,幸运的她也有小小的遗憾。“按照国家规定,我只能生一个孩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冯岩青年时的生活。
“我很少回云南老家。”冯岩说,“自从孩子上大学后,家里经济条件才稍好些,我们这才开始回老家过年。”
她回云南过年的原因很简单,只为了多陪陪她年老的父母。“我平时也只能给父母打打电话,老人生病,我也不能在他们身边照顾。我没有尽到子女应尽的孝道,很愧疚。”当谈到这里时,冯岩的声音变得沉重。
为了弥补这种愧疚感,冯岩不惜破费。她每次过年回家要花费2万元左右,其中,他们一家三口往返的路费就要1万多元。“这1万多的路费确实很多,但是我的父母快80岁了,看一次,少一次。尽管路费开销不菲,我们也争取多看看老人、陪陪老人,尽尽孝道。”
冯岩回老家,要辗转四次飞机和大巴。
冯岩的公婆家在丽江,父母家在与越南接壤的文山县。虽然都在云南,丽江和文山县相隔几百里。冯岩要实现过年“两家”都“走一走”的愿望并不轻松。
为了多陪陪父母,冯岩一家会选择乘坐从丽江到昆明的最后一班飞机(24点左右),飞昆明。“我们到昆明都大半夜了,就找个旅馆住一晚。”
尽管要连夜赶路,深受疲劳之苦,但是冯岩依旧辗转于“两家”之间。“过年,不只是放假,如果只为休息而过年,不能和家人在一起,那就失去了过年的意义。更何况,有很多人比我们还要奔波。”
记忆中的“年”不见了
“在我小时候,过年是一件很令人期待的事,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年味反而变淡了。”冯岩说。
年味变淡,首先体现在冯岩一家回家过年变成“空手”。
冯岩回忆,90年代初,他们过年回家会带北京稻香村的糕点给父母。“现在不比以前了,在云南全国各地的特产都能买到,我们也就不带礼物回家了。”
逐渐地,冯岩一家变成了“空手”回家过年。“过年,我们会给老人些钱,让他们自己买所需东西。”
其次,物资的丰富也让年味在无形中变淡。
说起小时候过年的情形,冯岩依然会动情回味。“年未到,年味十足。家家户户亲手自作过年吃的小糕点,杀猪宰羊,在河水里洗衣服。尤其是,大年三十那天,每家都拿煮好的大猪头祭祖,之后全家人齐坐在一起,吃年夜饭。”
“在那个物资贫瘠的年代,每家把每个月不到一斤的肉票攒着,留到过年时用;也只有过年时,父母才给孩子们做一件新衣裳。”在冯岩的记忆中,浓浓的年味就是吃肉,穿新衣。“所以,小时候,我掰着手指头,盼着过年。”
“现在过年,过年吃的与平时无差别;衣服,随时可购买。记忆中的年味也不见了。”冯岩说。
期待晚年过“不孤单”的年
“我有三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居住在云南。每年过年都会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谈到家里过年的情况,冯岩笑着说。
“现在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将来我们的孩子再结婚,他们的家庭不可避免陷入了‘421’的家庭结构(即4个老人,小两口和1个小孩)。像我们现在这样,十几口人聚在一起过年,会是一种奢望吧。”
“当我们年老时,很有可能出现,只有我们老两口自己过年的情况。”说到这里,冯岩开始焦虑。
“但现在,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在今年的两会上听说要通过具体的办法,这多少让我们这些中年人感到了一丝轻松,也许可以多抱孙子了。”
然而,现实中,工作压力、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使她不得不妥协。“国家虽有单独二胎政策,但孩子们愿不愿意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孩子们在外忙事业,不常来看看我们,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孩子事业做得好,我们也就欣慰了。”
谈到此,冯岩沉默了。
“子孙满堂,是中国的传统,也是我所期望的。条件允许,我还是希望家里人丁兴旺。”冯岩严肃的说。
她希望现在这种过年状况能够持续,“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围坐在摆满丰盛菜肴的餐桌前,和家人分享各种开心事;孩子们在屋内嬉笑,老人们望着儿女露出笑脸。”
(注:文中冯岩为化名)(于子茹)
专题:2014年新春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