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驳NHK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无知还是包藏祸心？

　　据报载，日本广播协会(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2月3日在东京街头公开演讲中声称，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NHK最高决策机构成员和作家的百田氏，不该对历史短视到如此地步，也不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一无所知。他的这番言论，不仅是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公然否定，也是对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其同盟国法庭正义判决的公开否定，是对南京大屠杀上百万遗属和仍健在幸存者的再伤害、再侮辱、再犯罪，令中国人民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愤慨！

　　随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并带头公然否定日本在二战中侵略和加害亚洲人民的历史，日本一批文人骚客闻风而动，置人类的公理、正义和史实于不顾，赤膊上阵，摇旗呐喊，制造谣言，颠倒黑白。上个月底，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就慰安妇问题大放厥词，口吐谬论，但就在籾井就其不当言论在国会道歉的几天之后，据日本媒体说，与安倍首相有着深交的NHK高层人士百田尚树又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就历史认识问题发表狂妄言论，这就很能说明当下日本政治环境和忤逆历史的现状。人们不禁要问，日本少数政客究竟想干什么？

　　百田氏为谁站台？为谁狂妄？为谁鼓噪？他是在为东京都知事补选候选人田母神俊雄助选时发表上述言论的。田母何许人也，值得百田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田母系日本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日本有名的反华急先锋和老右倾分子。这就不难看出百田也是一丘之貉，其右翼嘴脸不打自招。

　　对百田氏的狂言和鼓噪，绝不能等闲视之、任其流毒在世界范围传播和扩散，应当依据历史事实予以有力地批驳，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国际传媒和西方人士曾经在第一时间大篇幅无情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百田氏云：“1938年蒋介石曾任意宣传‘日本军实施了南京大屠杀’,但世界各国对此无视，原因在于根本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他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

　　事实上，由于南京是当时的中国首都，政客云集，外籍人士颇多，更因为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惨害之烈，受害人数众多，许许多多中外证人留下了第一手现场证言证词、影像照片，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最为有力的证据。

　　1、外国记者当年现场的新闻报道。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有《纽约时报》的德丁(F. 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司迪尔(Archibald T. 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 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 Yates Mcdaniel)四位记者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他们是12月15日乘坐“瓦胡号”炮舰，从长江上离开南京到上海的。当他们仍在南京时，日军禁止将照片携带出境，竭力阻止日军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向世界作了报道。当时登上“瓦胡号”的司迪尔，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在船上将采自南京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由于时差的原因，该报在12月15日刊登了他的报道，司迪尔实际上成了报道南京大屠杀的第一人。司迪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拍发消息，两报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了残酷的大屠杀”和“我看到了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司迪尔的报道。美国记者德丁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平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12月18日赫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这些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最初的国际报道，令当时的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2、“南京安全区”档案。南京沦陷时，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麦等国外籍人士，出于人道主义，建立了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它为未及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了一个避难的处所(即难民区)。但是，日军不顾国际信义，对逃避在这里的难民大肆进行屠杀、抢劫和奸淫。对日军的暴行，当时国际委员会的外侨不断向日军当局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和呼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际委员会向日方递交的公函就有69件，递交的暴行报告有428件。如“第二十六件，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从赤壁路九号，抓走了十四名佩戴我们臂章的志愿工人，不准他们携带自己的行李物品。同时，我们的两辆卡车，也被劫走。”[1]“第三O三件，一月三十一日，四象桥一位年过六十的妇女，被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刺进她的阴户惨死。” 1939年，徐淑希将这些公函和报告编辑成《南京安全区档案》出版，原书是英文，后译成中文和日文，它是外籍人士目睹日军暴行的实录。

　　3、驻华使馆外交人员档案。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了当年德国驻华使馆人员罗森亲眼目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后，向德国外交部报告的约200页档案。如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时，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样的平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

　　4、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是1937年11月建立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延续性组织，自1938年2月安全区解散以来，该委员会一直作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救济组织，依靠捐款坚持进行人道主义的工作。该委员会曾委托本会成员金陵大学教授刘易斯·史密斯(Dr·Lewis S·C Smythe)及其助手，对南京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市、郊区人民在日军暴行中受祸情况作调查，史密斯于同年6月写出纪实性报告——《南京战祸写真》，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揭露：“‘抢劫’大体上涉及到城里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在城里，城北区被抢劫的房屋多达百分之九十六……城里平均每个地区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房屋遭到破坏，城外地区是百分之九十。城北区房屋遭受破坏的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二。”[2]

　　5、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记和音像资料。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他们把目睹的日军暴行详细而审慎地记录下来，用写信的方式告诉亲友。1938年3月，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把这些资料汇编成《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出版。此书的中文版于1938年7月由汉口民国出版社，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书名出版发行时，郭沫若为此书作了序言。1995年1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鼓楼医院首次发现了美国医生威尔逊(Robert Wilson)日记，该日记记录了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1月9日间，侵华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暴行。此外，当年在南京挹江门外德胜教堂传教的美国传教士马吉(John Magee)，曾用一架70毫米的简易摄像机，现场拍摄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后来，由费区秘密带到上海，在那里制作了4部拷贝，一部送给英国传教士，一部送给德国外交官罗森(George Roson)，一部带回美国，一部留在中国。马吉牧师当时还拍摄了一些照片，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当年在鼓楼医院获救治时的照片(已在纪念馆公开陈列)。这些录像带和照片，成为对日军暴行最直接有力的揭露。

　　综上所述，南京大屠杀并非百田氏所说的，是“1938年蒋介石曾任意宣传”的，也不是“世界各国对此无视”的。

　　二、国际及中国“两法庭”的判决早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了法的定论

　　百田氏煞有介事地说：“战后，在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如亡灵般出现，这是因为美军为了抵消自己所犯的罪。”在这里，他将矛头直接指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向主持东京审判的美国人，妄图推翻国际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包括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的正义判决。需要指出的是，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这是日本右倾势力的一贯图谋，他不过是步其后尘，加入反对战后国际秩序大合唱而已。

　　众所周知，1946年初，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在东京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下简称东京法庭)，依据《波茨坦公告》关于“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严厉之法律裁判”的精神，对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日本战犯进行了长达两年零六个月的审判。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亚太地区人民一系列屠杀暴行之最，因此东京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中国派往东京法庭的助理检察官裘劭恒在回忆中说：“1946年3月至6月，根据东京法庭检察处检察长季楠(美国人)的建议和中国检察长向哲濬的派遣，曾和美国的石登助理检察官和马罗上校一起，两次回国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在南京的调查取证中，得到了司法部和高等法院的支持，从上万份大屠杀的材料中，挑选了100多份的书面材料，并带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尚德义，还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美国人马吉、史密斯、贝德斯等10多位中外证人，去了东京。”[3]中国参加国际法庭工作的大法官梅汝璈也回忆说：“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功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10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与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解，接受了100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