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留日学生将电灯带回重庆 成当时四川首例

《重庆留学史研究》封面

昨日，《重庆留学史研究》首发仪式现场。 记者 邹飞 摄

　　昨日，全国首部地方留学史《重庆留学史研究》举行了首发仪式，首发1000册。这本书在市委统战部、市科委的支持下，历时3年编著而成，展现了重庆从清末留日热潮到改革开放前的留学史，重点描述了178名留学生的经历。这也是重庆第一本研究本土留学史的著作。

　　书中特别提到留学生对重庆社会发展的影响，重庆诸多实业的开端都与留日学生密切相关，他们将当时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带回重庆，在造纸、玻璃制造、金融、电力、航运等方面引领了潮流。

　　重庆欧美同学会会长祝家麟介绍，重庆欧美同学会于2012年启动了“重庆留学史”项目组，以回顾重庆留学史的方式来庆祝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最终研究成果通过淳于淼泠、潘丽霞编著的《重庆留学史研究》一书得以体现，下一步还将对改革开放后的重庆留学史进行研究并出版。

　　留日学生

　　何鹿蒿

　　在江北建重庆第一家玻璃厂

　　1903年，江津的何鹿蒿在实业救国的感召下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岩城玻璃厂学习玻璃生产技术，这是当时日本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玻璃企业。1906年，何鹿蒿带着从日本购买的玻璃生产设备和原料在重庆江北创办了重庆第一家玻璃厂。

　　然而，创业的艰难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当时在国内连工人都很难招到，何鹿蒿不得不以60元月薪的高薪聘请日本技工。“他变卖田产，先后7次东渡日本大阪，才使企业开工。该厂的高温圆炉及其23米的烟囱是重庆地区最早出现的现代工业熔炉建筑。”书中介绍，1907年玻璃厂投产，成为全国第一批近代玻璃生产企业。从1909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其产品在省内外供不应求。

　　留日学生李湛阳

　　让重庆成为四川首个用电灯的城市

　　清末重庆首富李耀庭的儿子李龢阳、李湛阳都是留日学生。1908年，在李耀庭的支持下，李湛阳等人集资30余万创办了烛川电灯公司，全部机械设备购自英、法等国。同年6月，烛川电灯公司廉价开业，其供应的300只电灯每月只收费1.5美元。

　　烛川电灯公司可以说是近代重庆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的开始，重庆也成为四川第一个使用电灯的城市。

　　留日学生陈崇功

　　在南岸创办造纸厂生产火柴包装纸

　　1908年，陈崇功集资白银万余两，从日本引进小型原网造纸机一台，在重庆南岸创办了崇川造纸厂，以废纸为原料，生产火柴包装纸。陈崇功原本打算“候造纸有成，再推行织布及制磁两宗，以广倡导、以兴实业”，但遗憾的是，崇川造纸厂因种种原因于1914年停办。

　　留美学生傅友周

　　主持开拓重庆最早的城市道路

　　1909年，傅友周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他公费留学美国，1914年学成归国。1926年，他回到重庆，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工务处处长、重庆市工务局局长，期间主持修建了朝天门、储奇门、千厮门等首批近代码头。更重要的是，他还主持开拓了重庆市区最早的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曾家岩、南纪门—菜园坝和七星岗—民生路—较场口—都邮街—大梁子—小什字等几条城市道路，对重庆的市政建设贡献颇大。此外，他还开办了重庆的公用电话和公用电力事业。

　　新闻面对面

　　年龄最大的留学生当时65岁

　　昨日，《重庆留学史研究》的作者之一、西南政法大学教授淳于淼泠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这本书共记录了多少名留学生？

　　淳于淼泠：这本30余万字的作品历时3年编著完成，我们查阅了四川档案馆、重庆档案馆、重庆图书馆及西南大学、重庆大学等档案馆的大量文史资料。全书以留学人物、留学政策为中心，再现了重庆从清末到改革开放前的留学史，重点讲述了178位留学人物的经历。

　　记者：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是谁？

　　淳于淼泠：清末，重庆掀起留日热潮，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叫黄大暹，他也是辛亥革命烈士。黄大暹的父亲是永川人黄秉湘，也是重庆最早的推动留学日本的人，他在永川创办了达用学堂，并聘请日本人当外教，培养出来的学生奔赴上海乃至日本、美国等地求学深造，成为川渝地区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力量。1899年，黄秉湘的长子黄大暹成为湖南总督张之洞选派的11名留日学生之一，进入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办的亦乐书院学习，成为重庆最早的官费留日学生。

　　记者：年龄最大的留学生有多少岁？

　　淳于淼泠：曾修《巫山县志》的巫山人李友梁留学时已65岁，是留学生中的最长者，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普通科。

　　记者：当时的留学情况对如今有何启示？

　　淳于淼泠：在研究重庆留学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时重庆地方官员的开明进步、有谋有划，即使放在今天来看都不过时。我们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了一份从未被披露过的史料：1905年的《广益丛报》记载了一篇清末重庆府太守张振之有关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奏章，奏章中详尽规划了派遣留日学生的近期目的、长远目标、选拔留日学生的标准和管理及经费来源等。

　　张振之在奏章中说：“惟查邪说之风潮日甚，少年之心性易移，况日本虽主欧学亦以自保国粹为主义，如以彼学讲授即为正宗，又何以适我相当之人格，成我可造之人材。”这段话深有远见地指出，要造就适合于中国的人才，决不能以日本的教育为正宗而舍己，这一点对于现在的留学事业来说，也是很值得借鉴的。重庆商报 刘晓娜 实习生 刘佳雯 程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