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直过民族”“天路”时代：学普通话，见新世面

　　云南“直过民族”的“天路”时代

　　“学点普通话，见见新世面”

　　离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到省会昆明，在云南民族中学读高中的傈僳族学生余双鲁(化名)发现自己的普通话说得很别扭。比如，每天下晚自习，他都要对同学说的一句话：“哇啊(晚安)，米(明)天见。”

　　而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布朗山上，当8岁的拉祜族学生扎泰(化名)在数学课上用生疏的普通话背诵乘法口诀“枪(三)枪(三)得九”时，同学们都会笑起来，其实他们自己的普通话也说得这么好笑。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边疆省份，尽管目前全省城镇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70%以上，但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仍有相当数量的人群不能用普通话进行交际，将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攻坚，极为重要。”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郑毅说。

　　“不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如何让外界了解本民族文化？”

　　公路沿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峡谷延伸，一直进入高山密林，以国道为主的公路网，带领着电线网、通信线路网翻山越岭，穿村进寨。短短半个世纪，云南高山峡谷里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布朗族等民族便从马帮时代跨入“天路”时代。

　　然而打破了地理空间阻隔、与外界有了联系的这些“直过民族”(注：特指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却发现，他们和外界的交流，还有一道无形的阻隔：不会说也听不懂普通话。

　　由于自然村远离城镇，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局限在小范围、本民族内，云南1495万少数民族人口中，有1178万人还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加之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上有较大差异，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用不熟悉的普通话去表达，容易造成表达障碍。因此，直到现在，云南不少山区农村和“直过民族”地区，在公务活动、广播宣传、公共服务行业等公众领域，仍然是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

　　基诺族青年先者就因此经历过一次尴尬。

　　位于西双版纳的基诺族乡，是国内唯一一个基诺族聚居地。古老的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曾在基诺族乡文化站工作的先者，跳起大鼓舞来潇洒英武。那天，他负责向一位北京来调研的领导汇报文化工作，由于紧张和不善于说普通话，工作汇报了一半，便无法说下去。在众人等待的目光中，他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看看笔记本？”他的淳朴，使在场的人全都笑了起来。

　　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不会说流利的普通话，如何让外界了解本民族文化？”

　　“我们经常遇到基层干部很费力地用一口方言介绍他的脱贫规划，却没意识到解决自己的普通话能力缺失就是一项紧迫任务。”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说。

　　“会听普通话，就看得懂电视了”

　　经过笔试和面试，团元阳县委带出来的100多名贫困青年终于在江苏昆山的一家企业顺利就业。团县委书记张秘轻轻松了口气。

　　从云南省元阳县到江苏省昆山市的路上，他的心都一直揪着。在来之前的培训班上，一些青年甚至不会用汉语写自己的名字。

　　位于山区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截至2016年年底仍有9万多贫困人口。由于从未出过远门、不会说普通话，也没有技术，害怕出去上当受骗，当地很多人不愿意外出务工。

　　在出发前，团县委对报名的青年进行了普通话、法律维权常识和环境适应等能力的培训。这些培训提高了外出青年就业的成功率。“语言交流能力应该是劳动者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张秘说。

　　一段时间以来，云南各地州在分析“扶贫对象不精准”的问题中发现，语言障碍是导致农村群众对扶贫政策不了解，难以获取信息和对外交流的贫困原因。

　　为此，2016年，云南省启动了民族地区普及国家通用语的攻坚工程，计划用5年时间，对分布在全省13个州(市)、58个县(市)区的13万不通汉语的“直过民族”人群，建档立卡，开展普通话培训。

　　在这项工程中，“团干部+志愿者+社工”的工作模式，是云南团组织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的一项有效措施，除了在当地招募志愿者，还依托西部计划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等组建志愿服务队，到少数民族聚居村寨开展普通话培训，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开口难”“开口羞”的问题。

　　2015年以来，云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派出两批12名研究生到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服务，教会了不少独龙族的孩子和村民说普通话。

　　“学点普通话，见见新世面”，81岁李菊仙是村里普通话培训班年龄最大的学生，她的心愿是，“会听普通话，就看得懂电视了”。

　　参加完培训班后，教师布米拉(化名)不好意思地说：“原来niao是读‘鸟’啊！”

　　因为当地把“鸟”叫做“雀”，一直以来，布米拉教学生拼音“niao”时，他拼出来的音都是“雀”。

　　学校作为推广语言文字的主阵地，多年来，云南在民族地区创建了22所国家级、186所省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另有88个县、市的4056所学校近20万名在校学生，接受了双语或民语辅助汉语教学。特别是连续多年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师进行普通话培训，改变了双语教师人才缺乏、双语教学推进有难度的现状。

　　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并进

　　“姑姑是什么意思呀？”当跟着老师用汉语读完儿歌《家族歌》时，一名景颇族男孩小声地问。

　　保岩华老师回答说：“姑姑的德昂语是gan，我用德昂语来翻译一下这些称谓。”

　　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三台山乡，作为志愿者，德昂族青年干部保岩华加入了正在三台乡开展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程志愿扶贫项目。为了让孩子们理解汉语，他们采取的方法是儿歌互译，让孩子们自己为汉语儿歌《家族歌》“创作”德昂语版，并回家教会大人和村里的小伙伴。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拥有25个少数民族、22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省份，云南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采取了大量措施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

　　2015年，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启动了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全省的语言资源进行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保存下来。

　　同时，云南还在民族地区提倡使用“双语制”，鼓励少数民族干部既要担负起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责任，保留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又要能够在一些特定且必要的场合具备熟练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在“直过民族”集中的地区，许多县都将扶贫政策录制成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汉语普通话等多种语言广播，在全县各村寨播放，让少数民族群众在听广播中了解政策、学习普通话。

　　“一个人会说多种语言，多种方言，是语言能力强的体现，因此培养多言多语能力也极为重要。”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系副教授、广东省普通话培训专家张舸说，在公共场所、正式场合、和不同地方的人交流使用普通话，在个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民族语言；鼓励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语言，是对民族语言保护传承的一种方式。

　　她认为：“推普工作和保护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并不矛盾。”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多文种、多方言的人口大国，推广国家通用的普通话，能增进民族间、地区间交往；保护语言的多样性，是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是对人类思想丰富性的保护。”张舸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11月06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