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三场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卞晋平、姜力(女)、邵鸿、吴先宁、甄贞(女)围绕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实录文字：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本场记者会的主题是“政协委员谈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五位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就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唐惠秋:
在座的委员嘉宾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卞晋平先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先生，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女士，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吴宪宁先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女士。
唐惠秋:
今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谨向姜力委员、甄贞委员和在座各位女记者表示节日的祝贺，记者会大约一个小时，记者提问前请先通报所服务媒体名称，为让更多媒体有提问机会，请每个媒体及每位记者提一个问题。现在开始提问。
广东南方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姜力委员，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发生了河南兰考的袁厉害收养七个孤儿不幸丧生的事件，引起了大家对于这样事件的关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大量的残疾的弃儿和孤儿还没有受到救助。另外，民间收养义举可能有很多隐患，广东省的政协委员这次带来了相关的提案，希望民政部能够把这样一种民间收养纳入监管，给予必要的一些扶持，同时也给予一些监管，杜绝这种隐患的发生，您怎么看？
姜力:
你提这个意见民政部也正在研究，民政部将在13号上午，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有一次记者会，民政部要有三位部长在这个记者会上详细回答记者们的有关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可以在13号，因为今天记者会的内容不是这个主题。13号如果你去的话会有更详细的回答，或者会后我再回答你。
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记者:
我的问题想问一下卞委员，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与西方民主制度相比有何异同？
卞晋平:
协商民主现在是一个共用的词。我注意到近些年来许多国家都在讲协商民主的事，对协商民主的概念定义不完全一样，但是总的内容大体上无非就是不同利益群体通过协商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我认为协商民主在世界上普遍被提起，这是一件好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反映。中国协商民主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有些国家的做法，从这上面来讲，它们是有一些相近似之处的。
卞晋平:
比如，协商都是为了用对话去代替对抗和对立。协商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尊重彼此的利益区别，来求得一种尽可能的社会和谐，等等，在这些方面是有相近似之处的。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毕竟是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它有自己很多的特点，首先是自己国情的产物，比如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区域差别很大，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我们还有许多民主党派、团体、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等等，所以是个利益差别很大的国家。因此，这种民主的协商在我们国家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
卞晋平:
另外，中国协商民主的建立还是在跟其他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合作、和气、和美、和衷共济，这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我们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探索、建立和发展这个制度的。我认为各国不同的民主形式、文明形式之间可以相互了解，可以相互借鉴，但是不是说能够简单拿过来比对，按照哪一个国家的一个条件、一个标准来衡量其他的。我们同其他国家协商民主之间，应该讲区别还是很大的。
中国社会科技报记者:
我的问题提给邵鸿委员，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进行提案办理协商，我们知道近年来全国政协也举办了多场提案办理协商会，我的问题是，具体是如何进行协商的，效果怎么样，是否能在制度上保证提案得到承办单位的重视，并且可以有效落实？
邵鸿:
谢谢。你刚才问的是提案协商会，提案协商是政协四种协商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这个协商其实也不是新的制度，我记得在30年前，当时邓颖超主席在六届政协的时候提出来要开展协商会的形式，来保证协商更有效。我觉得在十一届政协来说，专题提案协商会有三个方面有所改进，一是增加了协商的次数。十届政协是48次，十一届政协安排了58次，数量有较大的增长。
邵鸿:
二是提案委作为协商会的召集单位花了比较大的力气，来推动承办单位和委员之间的深度互动，更实际性地进行协商。以前的协商会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委员们先谈谈提案意见，有关部门做一点解释说明，这就完了，缺少很实质的互动，更缺少深度的讨论甚至争辩。我们在过去五年中，提案委比较注意推动深度互动，以提高提案的成效。
邵鸿:
三是在过去五年中还有一个创新，我们把提案承办会的办理和承办单位的共同调研结合起来。举个很典型的例子，去年“十一”国庆节高速公路长假期间小客车免费，这就和我们提案协商会和现场调研有关系，在这之前我们请有关委员和交通部、发改委一起到北京的一些高速公路收费站现场去看，就在现场开会讨论这个费是不是可以改进，结果很快有关部门就出台了相应的规定，我想这就是把协商和联合调研结合在一起。在过去五年中这三个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邵鸿:
至于说成效，我想在这58场提案协商里有不少场次还是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效果。我印象比较深的，中小企业怎么减负的问题，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出台优惠政策利于他们就业的问题，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问题，还有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食品监管的问题，都还是有一定的效果。但实事求是地说，提案办理协商会和提案有点相象，提案前年已经突破6000件，今年最新的消息是5600件，这么多提案真正能够很快见到效果的并不是很多。
邵鸿:
过去有过一个数字，提案提出来已经解决的和提出来以后比较快得到解决的不超过20%。大量的问题，以我的观察是这样的情况，委员们多年不断的提，甚至十年、八年，问题才最终解决，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比如我们去年实现的4%，是很多委员提了非常多年的，有一位政协委员连续十年提这个提案。像私有财产入宪，工商联多次提，然后解决了。还包括像农业税的免交、社保医保很多政策的出台，都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时期的。
邵鸿:
实事求是讲，我们也很难说提案办理协商会在很短时间内场场都能见到效果，这还有待于我们今后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为了保证协商更有成效，我想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比如怎么样进一步实质性协商，能够互动得更充分。比如我们的协商能不能向社会公开，更重要的是协商之后办理部门怎么样真正能够采纳。谢谢。
中国统一战线杂志社记者:
请问吴先宁委员，民主党派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参与者，在政协的平台上，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请您谈谈近年来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基本情况，以及今后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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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宁: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中国统一战线》我是期期都读的，我是你的老读者。你的问题我看是两个解释，一个是现在民主党派在政协舞台上，政协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参政议政的情况。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
吴先宁:
关于前一个问题，有三点，民主党派在政协参政议政总体情况来看，第一，他们在政协参政议政所提的意见和建议覆盖面广、内容涉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各个层次，这一点贾庆林主席在本次大会上作的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也已经充分概括了。
吴先宁:
第二，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在政协的参政议政是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据我的了解，九三学社一般涉及的问题是为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发展这方面着眼的，我是民革中央的宣传部长，从民革来说，我们民革中央比较侧重于围绕“三农”问题、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还有两岸关系问题做建言献策，我们内部叫做参政议政的重点领域。
吴先宁:
第三，我们从民主党派在政协参政议政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产生的效果来看，我个人感觉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得到落实，二是受到重视，三是引起关注。这是同一个层次来看，比如今年民革40个不到的提案，大概可以分为这三种情况。
吴先宁:
刚才邵鸿副主席也谈到，我们从长时段来看，往往一个提案、一个问题是经过引起关注、受到重视、得到落实这样三个阶段的，比方说我们民革中央力推创业板的推出就是这样的过程，创业板是2009年在深市推出的。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民革中央就提出了相关的提案。在2003年、2006年、2009年这些时间，就一直就这个问题作各种呼吁，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终于在2009年这个意见得到了实现。不是说光是民革一家，各个方面都在推，但是民革在这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吴先宁:
说到受到重视、引起关注或是得到落实，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效果。我个人体会，第一，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是一个政治层次比较高，而且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它跟一个个体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还不太一样。第二，民主党派参政地位比较超脱，没有滋生很多利益搅合，所以有些话比较好说。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情况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理解和归纳。
吴先宁:
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呢，也有几个方面，按照中共十八大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要求，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三个角度来看，政协、政府和党派自身。作为民主党派自身来说，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和能力。以中共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更有全局性、前瞻性、操作性。
吴先宁:
第二，从政协来说要不断完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平台，丰富建言献策的途径和方式，创新提案工作的机制和程序。比如说，我个人想，是否可以在集中提案的议题，减少提案的数量，提高办理协商效果这些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形成一致的认识，找出有效的途径和方法。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说减少提案的数量，这里我可以谈一谈我个人的看法，我跟邵鸿副主席一样，他是我们上一届提案委的副主任，我是提案委的委员，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我有一点很深的感受，我们的提案数量非常多，有的时候集中在几个部委，让这些部委回答非常之费劲，有的部委一年一千多个要去办理或答复，你说得多大的劳动量。
吴先宁:
所以我建议在政协这个平台上议题可以集中，以界别为主来提出提案，这样数量可以减少，可以减轻大量的重复劳动。从政府方面来说，我们盼望政府各个部门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春节邀请民主党派共迎新春时讲的，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也就是说要有雅量，要有肚量，来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广纳群言，认真办理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政协各界提出的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不但有雅量，还要归纳、容纳不同的意见到自己的决策当中去的能力和力量。从民主党派自身，政协和政府从这几个方面去努力，政协参政议政的作用肯定能发挥得更好。
北京电视台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甄贞委员，因为您不但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北京的一名检察官。我想问的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您在全国政协主办的各项视察和调研活动当中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现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下组和全国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的时候，你也专门就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想请问的是，您在您所在的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在参政议政方面是如何履职的，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打算？另外，祝甄委员、姜委员和发布会主持人节日快乐。
甄贞:
谢谢你，谢谢你的问题。我是2008年知道自己是政协委员，刚刚知道的时候就接到手机短信，他们祝贺我，同时他们用林则徐的两句诗鼓励我，“苟立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当委员的这五年当中，实际上我一直用这个激励自己，一定要每年带着提案，带着意见上两会。同时我也是全国政协社法委的委员，每年在全国政协社法委研究每年的调研课题的时候，我也积极贡献这些议题，同时当这些议题得到确认以后，我会选一些跟我工作相关的议题去跟着调研，为国家司法制度这方面的工作和改革提一些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甄贞:
2008年我提了一个提案，是关于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当时有一些刑事案件当中的被害人，由于这些被害人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一旦被犯罪所杀害以后，给这个家庭所造成的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通过诉讼程序，特别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能够获得的补偿很少，往往刑事犯罪人家里情况也不太好，所以说他们得到的赔偿非常少。作为一个公民生活在国家里，国家实际上是有责任和义务保证他在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上来生活的。所以我当时就提出来，国家应该承担被害人救助的责任，应该拿出钱来补偿。这个提案提出之后，这种呼声不仅来自作为委员的我，其实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和建议。
甄贞:
在2008年之后，在很多省市都确立了被害人救助制度。2009年的时候我跟着全国政协社法委，我们到内蒙古、江苏等等一些省市去调研，主要是考察法官、检察官的分类管理制度。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跟公务员是一样的待遇，同时是走行政系列的，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检察官、一个好的法官，他的业务干得再好，将来肯定他的标志是提升为庭长或者检察长、院长，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万众走行政晋升的格局。怎么改变他，怎么把那些最优秀的人留在业务的一线，实际上对法官、检察官这支队伍来讲，要强调它的专业化而不是完全行政化的话，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甄贞:
我们经过调研之后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我代表社法委作了一个大会发言，讲的就是这个题。这些提案报上去之后都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大家也可以看到，近些年来中央推动的司法改革，被害人救助制度、分类管理制度都列入其中了，都是改革的重点工作。
甄贞:
您刚才提到的在2012年的时候李克强同志到我们联组，当时我们是无党派界别和社科，我们两个组在一起讨论，讨论的时候我作了一个发言，我非常关注当时讲的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央强调的，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格局中我们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但是在这个格局当中，如果我们在创新的名义下去扩张自己的权利，肯定不符合社会管理，提出这样一种目标的设想，所以认为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中推进工作。所以我当时提出来，能不能在这个格局中加入法制保障这样的字眼和内容。这个意见我后来在政协专题协商会中再一次提出，同时我也写了文章，在报上呼吁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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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贞:
另外我也注意到，提这个建议的不光是我，高检、高法，还有很多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八大报告当中也有同样的表述。我个人认为，委员的建言献策立足本职是基础，因为你熟悉这个领域，但同时还应该站的层次更高一点，站在国家的法制建设的高度去做事情，我觉得可能意义更大，而且可能惠及的人或对国家有利的层面来讲更多。
北京青年报记者:
我的问题也是提给姜力委员。您既是民政部副部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能否结合您的经历谈一谈如何在部委的层面建立一种机制，使协商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部委在决策之后又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渠道及时向委员进行反馈？
姜力:
作为政府部门的负责同志，我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体会，我这个体会也先向吴委员解释一下，因为吴委员刚才说了提案办理部门多的人办理提案很费劲，这个我体会，现在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在政府决策的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上，而且有很多委员关注的问题是带有前瞻性的。所以政府部门在采纳这个意见时要有一个过程，包括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协调有关部门来统一认识和研究工作方案的过程，这一方面说明政府部门对委员意见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委员民主协商的水平和能力在不断提高，因为他碰的都是难点问题、热点问题、前瞻性问题，所以回答起来是不容易的。
姜力:
比如说民政部，我们在十一届全国政协期间一共接到的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是1211份，大约占接受提案部门的前十位左右，对这些提案，部里都有固定机制来研究办理，特别是注意在决策的过程中来采纳。我举一个例子，养老问题，我们国家未富先老。去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亿9千万，占全国人口的14.3%，我们还没先富起来就先进入老龄社会了。
姜力:
我们政协和政协委员从十一届政协以来就一直在关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的问题，民政部一共接到的提案是211份，占我们接到政协委员提案的19%，这些提案我们梳理了一下，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一是要积极应对老龄化，加大政府投入，尽快建立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二是要建立多种养老模式，包括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在内的养老服务体系，特别要注重发挥社会在养老服务上的作用。三是要关注农村老人的老年保障和养老服务问题，包括城市空巢老人家庭的关照。四是养老服务人员的培训和人员队伍建设。
姜力:
这四个问题特别是来自于台盟、民盟、民革、工商联以及我们很多委员都联名提案，所以接到这些提案之后就引起了我们民政部的高度重视，作为行政部门我们也正好在研究我们国家老年人口加速发展的应对问题。这些意见对我们在养老事业上的决策，我个人体会起了什么作用呢，就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丰富了我们对养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内容，另外也加速了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上问题的解决。
姜力:
民政部先后组织了五次比较大的调研，有一次是我们民政部的李立国部长亲自带队，我们五次大的调研，并且还会同全国政协，我记得是张梅颖副主席带队，带着十几位政协委员，也会同一起进行了养老服务的调研。
姜力:
另外，中央统战部还组织了无党派人士到广东进行了调研。这些调研结束以后，我们一起开了个会商会，记得叫提案委员会办的协商会，张梅颖副主席亲自出席，在会议上我们很多政协委员和民政部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换了意见，张梅颖副主席还作了讲话。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就对加快发展我国养老事业有了一揽子的想法。民政部就在全国召开会议进行部署。
姜力:
现在的结果我也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政协民主协商的结果，刚才邵委员也介绍过了，有的结果不尽理想，但是有的结果还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在考虑政协民主协商效果的时候我就想给大家介绍这个例子，养老现在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是我们进行制定了规划，以老龄委办公室和民政部牵头，签订了中国养老事业发展规划，“十二五”规划，以国务院名义印发，这是在2011年8月份印发。
姜力:
二是民政部牵头，会同国务院18个部门，我们制定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这两个规划是建国以来我们国家第一次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养老服务的规划。同时民政部会同国家发改委，我们制定出台了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的规定。另外还推动各个省出台发展养老的规定。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8个省出台了高龄老年人的补贴制度，有22个省出台了困难老年人的生活补贴制度，这是第一个制定规划。加大了财政收入，民政部、财政部已经决定，从今年开始每年拿出10个亿，这10个亿是中央彩票专项公益金，连续用三年，就是30个亿，重点帮助农村建立互助型养老服务设施。
姜力:
另外，国家发改委从2010年开始，实际2009年发改委会同民政部就搞了试点，到现在已经拿出45亿发改委的建设资金用于补助给各地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另外，民政部和开发银行还签署了规划协议，开发银行要拿出不低于100个亿的资金支持养老设施的重点项目和示范项目的建设。加快了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到目前我们国家的养老服务设施已经有4万个机构，建设了养老服务的床位380万张，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达到了每千人老人有的养老设施是20.3，每千人就有20.3张床位。我们按照“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期，每千位老人的床位数达到30张，能够基本满足失能老年人的护理问题，现在已经达到了千分之二十，这也是我介绍的第三个效果。
姜力:
最后一个效果，推动了立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去年的最后几天，12月28日上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也是民政部在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以后，我们积极推动要出台一部国家大法，这部法律就从法律上保障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建设问题，养老服务机构的准入和政府和社会对养老服务的监督管理问题。这就使我们应对老龄化和加强养老服务有了法律的保障。
姜力: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我想最后说明一个问题，我感觉到政协的民主协商现在越来越深入到政府决策的过程，包括政策的调研、制定和最后出台的重大立法、政策创制、制度建设和规划制定的过程，在这个当中政协民主协商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他经过了深入调研，又经过各个组织的认真思考提出来这些建议和意见，政府决策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作为政府部门我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到，政府要决策、科学决策和依法决策，必然要积极主动采纳政协民主协商的途径和手段。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卞晋平委员，我们知道全国政协这些年通过调研和提案的方式，在多个国家级区域规划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武陵山区国家级规划等等。我想请问您，全国政协是如何规划这一系列的调研和提案的，以及在下面我们怎么样更加完善整个调研和计划的形成？
卞晋平:
首先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不是雾霾的原因，有点感冒，影响形象，请记者包涵。从刚才记者的提问，能看出他研究了不少问题，包括我们在区域发展问题上做了哪些，推动了哪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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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晋平: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听人问过，是不是换个角度来说，听到贾主席作报告以后，底下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政协在这讲怎么做，政协又不决策，又不执行，你是个无权的单位，你又不经商，又不打粮食，你是个无钱的单位，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做呢？很不理解。其实我们政协有什么呢？政协有一个协商的权利，有一个民主监督的权利，有一个参政议政的权利，大家把它归结为话语权，叫做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
卞晋平:
我们具体做的事，刚才这位记者也谈到了，贾主席报告里也讲了。比如大一点的，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区建设，具体一点，曹妃甸、滨海新区、北部湾的开发区，特别是昨天的发言还有促进武陵山区，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这类重大问题始终是为政协绝大多数委员所关注的，应该讲，委员们的参政议政最初都是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开始的。
卞晋平:
大家通过提案，通过信息，反映当地的情况进行呼吁，然后引起比如专门委员会这个层次的重视，他们就组织调研，就武陵山区而言，比如我们的经济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民族宗教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分别从自己委员会工作的不同角度对结合山区比较落后的地区如何发展，调查研究，给他们建言献策。
卞晋平:
回来以后把这些意见带上来，反映给国务院，反映给中央，同时在我们政协的常委会上，在像昨天那样的全体会议上发出这种声音，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一般情况下经过若干次呼吁以后，刚才邵鸿说到的，会引起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贾主席报告里说到的这些，这都是已经从委员呼吁开始到跟地方结合搞调研，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的发展规划，纳入国家的全局。
卞晋平:
这说明政协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第一，可以为我们的正确决策提供广泛民意的基础，只有符合民意，符合大家的愿望，这种决策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最好地贯彻。第二，由于政协人员的组成，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最顶尖的优秀人才，它是一个综合的智力库，他提出的意见往往具有综合性、前瞻性。
卞晋平:
所以，政协的协商建议为我们国家正确决策提供了有广泛民意和广泛智力的支持，这就是我们的最独特的作用。当然从政治体制上讲，还有民主监督的作用。我们今后也是立足于政协的性质，立足于人民群众关心的，在小组讨论上有一位政协委员讲了一句话，一个政府或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党，把老百姓着急的事当成自己着急的事去办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我想我们政协今后也是把国计和民生这两块作为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发挥我们自己协商、监督话语权的优势继续往前推动。
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网记者:
我们知道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我想问邵鸿先生，您作为九三学社的常务副主席，您是如何看待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信任关系？
邵鸿:
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还没有很好地思考过，既然你提出来了，我试着来回答你一下，如果我回答不够充分的话，记者招待会时间有限，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在下面继续讨论。要讲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我感到要历史的来看。大家都知道，包括九三学社在内的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是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成立的，如果关注一下这些党派的发展历史，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党派多数最初在他成立的时候，他的目标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这个目标和中共的目标是一致的。
邵鸿:
在这样一个一致的大目标下，双方结成了一种联合的关系。但实际上很多民主党派在和中共联合反蒋的同时有自己的正当追求，比如我们有的党派提出，要在国共两党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最后使这些党派在现实面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的打压下，最后不约而同的都响应了1948年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这就改变了这个关系。
邵鸿:
应该说，这样一个过程本身实际上也是民主党派的追求和观念在发生变化。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共同的奋斗，最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的相互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团结、越来越紧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互的矛盾，甚至斗争。
邵鸿:
50年代以后，中国整个在向“左”的方向转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地位是越来越下降，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当时中共的个别领导对民主党派是有不正确看法的，在很大程度上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认为他们向党进攻，要夺权，最后导致了反“右”的过程，这个过程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峰，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被停止了活动，连名存实亡这四个字都够不上。
邵鸿: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是民主党派恢复了自己的组织活动，然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改革大事的协商、决策，而且有相当多的民主党派成员直接参加到政府中。这30多年下来，我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我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是越来越信任，越来越希望民主党派能够在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我非常真切的感受。
邵鸿:
当然，我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是不是完善了呢？对于我们民主党派来说，对于共产党来说，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这个制度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完善。谢谢。
卞晋平:
我补充一句，因为邵鸿是民主党派成员，我是中共党员。要是简单的说，中共和八个民主党派的信用关系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两点，第一点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反对独裁，反对外来侵略和反对不民主的统治的斗争中，他刚才讲到不约而同地走在了一起，分别提出了相近似的政治口号、政治要求，在这方面是大家通过共同斗争走到一起的。
卞晋平:
第二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自由、繁荣新中国的基础上。最典型的就是民主党派领导人黄炎培在延安问毛泽东，说将来你们共产党有武装、有军队，那时候民主党派没有，共产党将来取得天下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生死周期律、兴衰周期律的新路，过去的新政权刚起来生机勃勃，很快官僚阶层养成，人亡政息。毛泽东讲，我们的新路就是民主，我们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群众的监督来跳出这个周期律。这个事情在各民主党派中间引起很大的反响。
卞晋平:
后来在1948年“五一号召”前后，因为这个的影响下，很多民主党派发表声明，宣布政治上跟共产党站在一起，政治上接受领导，和共产党共同建设新中国。这是他们最早、最根本的共同政治基础。再往后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间尽管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一种浩劫，刚才邵鸿同志谈到，但那时候重点还是共产党内部的一些错误路线，党内的走资派，民主党派是受到牵连和捎带。经过那次以后再回过来，我们不仅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且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进一步发展，我认为还是政治主张上的共同愿景和要求，一种诉求使他们走在一起的。不知道讲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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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记者:
这个问题是提给卞晋平委员的。目前我国协商民主的构建还不够完善，有时协商意识还不够，还存在着想协商就协商，如果没有时间，没有意愿就不协商的现象，请问您对这一现象是如何看待的，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卞晋平:
民主不是说这么简单的一说话一蹴而就的，我们国家协商民主从建立到今天，曲曲折折走过了不平凡的路。应该讲，在老一代那里共同的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包括生死与共的血与火的考验下，那时候我们多党协作也好、协商民主也好，搞得非常好。我们将来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国体、政体都是通过协商民主来完成的。那时候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但是，后来我们党“左”的路线上升以后，逐步走了弯路。我认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最大损害之一，就是使我们的民主进程打断，走错了路。从1956年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非常正确的方针，但是后来走错了。
卞晋平:
第二次我们重新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提出制定民主党派参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性文件，那时候多党合作再次成为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被人们在另一个层面总结历史经验政治基础上提了出来，并且写入宪法，这是我们党认识上一个更高层次的飞跃。但是这个制度从确立、到贯彻、到最后的落实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重大问题的协商，哪些是重大问题，我们讲效率和协商，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是要有一定矛盾的。
卞晋平:
所以这时候在掌握上，如何掌握，人们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还有一条，我们这些年轻人过去没有过长期患难与共、共同奋斗的经历，对于这种协商、民主的意识不够，特别是民主传统打断以后，再重新恢复过来，这种刻骨铭心的历史经验不够。所以现在确实存在刚才记者提的这些现象，今天的大会发言中，第一个就是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大会发言，其中举的例子就有你举的这些例子，提了四条建议，我都是赞同的。
卞晋平:
总之，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从党的十八大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要求，方向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具体怎么在实践中完善，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也需要民主党派同志的努力，需要文件中所讲的、涉及到的国家政权机关、行政机关，包括政协共同的努力，包括在座的都有一份责任。
卞晋平:
我刚才说到，我们这次政协会马上就要选举出新一届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员，我想他们在当选之后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健全和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我想他们一定可以拿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作为一个政协委员，我个人认为，还是要把多党合作这个问题摆在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各个政党之间有互相监督，特别是我们执政党更需要来自外面的监督。
卞晋平:
第二，重大决策权。重大决策至少是跟国计民生关系到最密切的这部分，要落实在决策前的协商。
卞晋平:
第三，要使得日常协商活跃起来，包括提案协商、对口协商，还有基层群众的协商，让他们进一步活跃起来，在实践中逐步推进。我相信再到下次换届的时候，记者再坐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协商民主跟今天比一定又有一个新的明显的看得到的进步。
甄贞:
我补充两点，刚才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参政党之间信任的问题，大家不要忘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无党派人士，因为我自己是无党派人士，他们刚才都在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但是恰恰忽视了在这样一个格局当中，无党派人士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这个国家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个历史和民主党派是一样的。我们在很多著名的无党派人士，比如李鼎铭、郭沫若、程思远、巴金，当代的袁隆平，这些都是我们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像卫生部长陈竺，他原来也是无党派人士，现在加入了民主党派。这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也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结构。
甄贞:
以前人们一说起无党派，好像总是说无党派是“三无”人员，没人管、没组织、没纪律。但实际上，无党派人士指的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无党派人士看起来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是他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要求。政治要求、政治立场应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国家的命运，为民族的振兴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和努力。
甄贞:
而且无党派有一个好处在于，他没有在党派之中，所以位置更超脱，他可以说那些党派不能说的话，可以做那些党派不宜出面做的事情。从这个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角度上讲，我觉得无党派人士可能在政治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政协当中的参政议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党派这个界别有65人，是和民主党派，特别是一些大的民主党派是一样的人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名单，正说明无党派人士在我国政治生活当中的重要地位。
人民日报、人民网记者:
众所周知去年的时候协商民主初次被写入党的报告，在今年的政协报告中又提出了讲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这说明对于咱们政协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是明确的，请问卞晋平委员，在您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应该出台哪些具有操作性的措施，俗话说也就是“干货”和硬的措施，让委员们不仅仅是提问题、提诉求、拍巴掌，能让他们真正的切实参与到决策中来？谢谢。
卞晋平:
你谈到的是制度化方面的问题。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第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建设是最快、最健全的时间。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前两年，所有的章程修改，所有的中央有关政协的文件和政协履行职能各种文件都是我在这儿主持搞过来的。比如1988年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1994年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这都是中央转的。一直到2006年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的决定，还有几次修改章程，这是在高层面的，包括写入宪法。
卞晋平:
在这往下的制度，我们提案、专门委员会、信息、社情民意各个方面，制度现在都相对比较健全。因此我个人认为，当然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有一些主要是涉及，比如说协商民主跟涉及到其它政府部门或者是其它非政协内部的，需要跟外部协调的，这方面还需要一些具体的制度。但是就我们目前的工作来讲有没有要修改的，有，但是就制度种类来讲，基本健全了。我认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落实，制度就那么完善吗？不是，我们还要继续完善，当前把落实抓到第一位。宪法依据你有了，比如政协大的章程和中央关于加强对你工作履行职能要求和规定都有了，现在怎么干，我们要把落实抓到最突出的地位。
卞晋平:
制度建设问题，眼前有一些东西还不成熟，如果从长远看，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在协商方面会有一部法律，但是那个眼前还不行，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探索。我认为当前还是提倡求真务实、扎扎实实，把已有东西落实好了，我相信能往前走一大步。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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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记者:
想请问姜力委员，在乌坎事件之后，关于在落实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方面，中央会不会有哪些新的措施？另外今天也是三八妇女节，昨天我也访问了很多香港，包括内地的一些委员，他们都很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问题。作为民政部，有没有针对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的专题协商和对口协商。另外，对于加强与委员的联系，落实这些提案方面有没有哪些措施？
姜力:
你提的问题是好几个，我按照我的记忆一个一个回答，一个是乌坎村事件之后，怎么进一步推动基层自治。民政部作为负责基层自治的部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我们也一直在推动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因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四大政治制度之一。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制度和民族区域制度以后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个制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所以现在我们在推动基层民主自治的重要方面，第一个就是加强基层群众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我们在推动这四个民主，用推动这四个民主来推动基层民主的自治。现在这四各民主作为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比如基层的民主选举，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九轮的民主选举，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群众自己选举自己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带头人。
姜力:
第二点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这是我们现在推动的重点，因为民主选举已经形成固定的制度，但是如何更好地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决策，要更加规范化、程序化。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程序，有了这个要求之后要把它具体程序下来。比如说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上，现在就推动要建立群众自己的组织，通过固定的程序来实现民主监督。现在在村里要有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议，重大事项我们现在有一个目录，大约是54项的内容，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说耕地承包的调整，宅基地的置换，农村山地的承包和包括农村的共用设施的建设，凡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必须通过民主决策的程序，就是要听群众代表的意见，要有表决的程序，要多数群众同意之后才做。另外，在村务成立理财小组，要成立监督委员会，这些监督委员会要常任化，通过这些方式来推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执行。这是我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不知道全不全。
姜力:
第二个问题，关于妇女和儿童的保护问题。我们国家建国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妇女儿童的主要政策还是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和福利政策，现在我们推动就要建立保护制度，这个保护制度就是在原来的救济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又有提高，凡是妇女和儿童受到生活困境的处境的时候，处在家暴的时候、处在家庭变故的时候，她的生活、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都要给予保护，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制定保护制度，并且现在已经开始有行动，各地要建立儿童保护中心，要建立妇女保护中心，这个保护中心是公开开放的，凡是需要有保护意愿的儿童和妇女都可以到这里边来。现在通过制定制度和政策我们还在逐步完善。包括刚才有同志提到的收养制度，我们现在正在制定中国公民收养规定，在修订这个规定。
姜力: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妇女儿童的提案要有好多部门做，现在有涉及到卫生部门的，有涉及到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有涉及到全国妇联组织的，凡是涉及到民政部门的，民政部门主要是负责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我们还有婚姻和收养，凡是涉及到民政部门的，我们都有办理委员提案，难点的要和委员直接见面。重点的还要和委员进行协商，有时候我们不协商，政协也会找来协商，比如养老问题，当时有十几个委员直接到民政部来走访，一走访我们就得接待，他们有个主动协商，我们也要主动和委员进行协商。但是我也感觉到，作为政府部门在采纳和吸收政协委员和政协组织的提案，包括提协商议程的时候，我们也要主动制定一些规则。政府在决策这个程序，在执行这个程序，包括在监督这个程序，如何更好地引入政协的协商民主的问题，我觉得政府部门也要积极主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回去也要研究。我这届也是政协委员，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吴先宁:
我借着部长的话补充一点。我虽然不是民政部的，但是你刚才说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这个事情，我参加过几次协商，一次就委员们提出的农民工问题，在全国政协邀请了民政部、妇联、教育部、共青团等等单位，就保护农民工留守儿童的问题作过一个协商。后来就这个问题，我们提案委还组织委员到民政部去走访，也是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民政部的李立国部长亲自出来跟我们协商，这个协商是非常细致的，协商到什么为止，我向你介绍个情况，当时民政部地方上有些部门，说农民工留守儿童非常孤独，非常想父母，所以有些地方就说要动员打工的农民工，半个月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打个电话，民政部要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确实做得很好，这也是政协委员大力呼吁促成的这个结果。
唐惠秋:
时间关系，提问最后一个问题。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电视台记者:
卞晋平委员，多年以来您一直致力于关注和保护古件古迹，包括长城的恢复，包括古蜀道。今年在报告中看到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在新型城化的过程中，很多城市有很多的古迹古建，您觉得是通过行政的渠道，还是通过民主渠道来推进会更有效果。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作为我们成都是几千年来没有变过城市名字的，也有很多古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您能不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如何去保护这些建筑，能够给城市留下文化的脉络？
卞晋平:
实际上我对文物保护是外行，因为我在政协负责这方面工作，所以跟很多文物专家在一起，为文物保护和遗产的保护与发挥社会作用做了不少事，这主要是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我们这些年关注了，比方说像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有人说这是上千年的奇迹，一看不亚于万里长城的工程，但是现在正在日益消失，一年大概十几条。如果这个状况不制止的话，到2021、2022年，到20年以后将没有一条有水的坎儿井。比如说大运河，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工程之一，不仅是工程大，更是对沟通南北，发挥我们的经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么多年来，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像江西瑞金的红色区域、云南的百年米轨、杭州西湖的保护、万里长城的保护，我们跟踪做了许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行政的，我们协商的，还有民间的，我们各种力量一起起来才能实现。我们去万里长城考察的时候，长城那么好的地方到处刻画的都是字，这就是民众保护意识的问题。我们到一些草原地看古长城，老百姓不知道那是长城，自己去那搬砖、用土，就地取、就地挖，有些古长城残缺地方，老百姓就地掏洞窑洞住到里面，这都属于意识，这个我们有宣传的责任，政府也有这个责任。
卞晋平:
至于成都，我是个外行，我认为成都是文化传承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去过你们那新改造的几个街道，文化氛围很浓，充分体现了成都巴蜀文化、天府文化，一看就很有素质。但是我用行话说不出来。总的来说，保护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现在在我们国家仍然任重道远，不仅需要政府，也不仅需要政协，更需要我们在座的广大新闻工作者去为之宣传、为之促进。
卞晋平:
上次小组讨论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白岩松说了一句话，大家散会的时候在电梯里面就一个政协委员手里拿着烟一块儿进的电梯，他就感到非常吃惊，你已经是全国政协的委员了，都不知道在这些地方不能抽烟吗？北京有立法，更何况对别人不够尊重。因此，很多从细节的地方做起，从我们自己做起，特别广大的新闻工作者跟我们一起去宣传，我想才能让我们这个国家真的美好。谢谢大家。
唐惠秋:
今天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