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业变“高危”行业 谁“逼死”了基金经理？

　　过劳死、自杀、早逝频发，基金业变“高危”行业

　　“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之后拿钱换命”，这是薪酬高但是工作强度和竞争压力极大的基金业内人士经常彼此开的玩笑话。但当玩笑开始变成残酷现实时，却让这些金领们陷入了群体性的哀伤和彷徨。

　　今年初，银华基金基金经理杨长清因白血病医治无效，在北京病逝，年仅37岁。令人唏嘘的是，孩子才刚一岁，就和父亲天人永隔。而去年底，曾在多家基金公司任职的资深营销策划女将黄玉因病去世。

　　自2009年开始，41岁的原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51岁的原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总监文鸣、47岁的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缪建兴、原国泰基金客户服务部总监严仁明等多位基金业人士相继因身体原因辞世。

　　2.4万亿的公募基金规模与8000多名从业人员，一个人扛着3亿元。行业的快速膨胀、短期排名的压力、连轴转的工作、生活的压力……让金领们开始无法承受生命中的重担。在基金精英一个又一个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反思，以做高排名、做大规模赚取管理费的中国公募基金发展模式，在高速发展10年之后，是否要慢下来，寻求长久发展之道。

　　“拿两个人的钱，干三个人的活”

　　资料显示，杨长清2003年2月加盟银华，2009年11月28日，公司公告杨与同事一起管理银华道琼斯88基金。但2010年5月6日，银华基金再次公告称，他因个人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职务。

　　“当时还有媒体质疑，说他业绩不好被迫下课，实际上在此前的体检中，杨已经发现了白血病”，银华基金内部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在治疗期间，杨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最终没有逃过病魔之手。

　　在对基金业高薪的羡慕，以及对“老鼠仓”案件的痛斥之余，基金业近期频发的“健康事故”，不得不让人反思，这个行业怎么了？

　　从1998年的封闭式基金开始，十来年期间，中国的基金业突飞猛进，管理资产总规模从不足5000亿元迅猛攀升到2007年最高峰时3.2万亿元。刚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公募基金的规模为2.45万亿元(不含QDII)，尽管规模有所缩水，但是产品数量在急速增加。

　　“5年前，我刚入行时，才200只基金，有4400多从业人员，但现在基金的品种已经有700多只，增加了近300%，但人员增长了不到一倍”，担任华南地区一家基金公司市场部总监的祝斌(化名)告诉记者。

　　基金品种和规模的膨胀和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基金业的现状，伴随于此的是，是基金从业人员的高强度负荷工作。

　　一名基金经理管理多支基金，“一拖二”、“一拖三”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而对于市场和渠道人员来说，“基金发行的时候，一天跑一个城市，一天做8场培训，都习惯了”。而去年基金产品审批创新通道开放后，基金公司年发基金数量也随之井喷，从过去的1到2只，变成3到5只，有基金公司更是达到了6只。“我听说，深圳有基金公司计划今年发10只产品，这太恐怖了”，祝斌说。

　　海外的基金人士一年可以有长达2到3个月的假期，但是国内的同行相比却是“苦行僧”，不仅周末、周日经常加班，如果碰上市场巨幅波动或者基金发行，长假也往往被征用，休个痛快的年假更是奢望。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研究员曾向记者打趣，“一次飞机晚点起飞，机上乘客都在睡觉，只有我和另外一位乘客在用笔记本电脑工作，后来一问，果然是易方达的一位基金经理”。

　　祝斌说，“很多人想进入基金行业，都是看重这个行业的高薪，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给你双倍的薪水，让你干三个人的活儿，性价比未必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