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余秋雨？
关于余秋雨是否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其如何拿到徐家汇1.5%的股权是事件的关键。
徐家汇商城集团总经理徐春华介绍了当时的受让经过，2001年12月，职工持股会决定将所持有限公司的24.5%股权按照不低于每股2.85元的价格转让。根据当时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的国企改革精神和外资进入商业领域所受的限制以及有关规避同业竞争的要求等因素，同时为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的规定，最终确定职工持股会所持股权受让方的范围为除国资和外资以及商业企业以外的符合法定要求的法人和自然人，以选择一家有实力的非国有企业受让全部股权为首选。
当时，公司先后与多名有意向的潜在投资者进行了联系洽谈，但其中不少公司考虑了产业方向、投资风险等因素后，最终没有受让股权。在当时能联系到的法人和个人投资者中，最后同意按每股2.9239元价格以现金受让股权的只有2家公司和4名自然人，其中一名就是余秋雨。
公司改制出让职工股，退出来的职工股必然要有人来接手，关键问题是由谁来接手？怎么选择受让人？机会是否均等？
徐春华介绍，余秋雨与徐家汇的结缘要追溯到1998年。当时正值亚洲金融风暴，上海多家热门商圈的百货公司相继关门歇业或转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9月汇金百货进驻徐家汇，逆势开业。为了提升汇金百货的消费等级，提高知名度，公司制订了“以文养商，以文兴商”的文化营销策略。
余秋雨作为上海的文化名人，尤其是他在《文化苦旅》散文集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因为余秋雨对徐家汇的认同，公司当时就邀请了余秋雨作为汇金百货徐汇店的开业剪彩嘉宾。随后几年，有些以文化营销为主题的活动策划，公司也咨询他的建议。就这样，徐家汇认识了余秋雨，后来在2001年六百改制的时候才会考虑到他。
在余秋雨进驻徐家汇的前史介绍中可以看出，之所以选择余秋雨是因为其与徐家汇的私交，在股权的获得机会上有不平等之嫌。当时是否存在“关起门来将原始股分配给关系人”的情况，这些情况现在很难被外界所知。当然，徐家汇上市也不只有余秋雨一个外部自然人。
“救急说”立论不足
余秋雨本人曾在2010年的回忆录《我等不到了》中描述了他和徐家汇商城的故事。其中写道，当时还叫“上海六百”的徐家汇要从国营转制为股份制时，他曾遇到过该公司的一位经理。他问余秋雨能否“在他们转制的困难时刻参一点股”，因为商店的职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实读者，如果余能用写书的稿酬参一点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
书里写道，他当时对“上海六百”未来的前景并没有把握，但最终决定参股。他做出入股的决定并不是因为那位经理的悲情动员，而是在30多年前，“上海六百”的一位“长得像观音菩萨”的女职员曾经让他用仅有的三元钱买了一套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来。
余秋雨进入徐家汇时，真金白银出资241.22万元，那个年代，上海市中心房价还是以千元计算的，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大约只需15万元，把240多万元按照首付三成全部在上海市中心买房的话，240万元能买16套。一套棉衣让余秋雨拿出240万，逻辑性不免让人生疑。而沪上能拿得出200万元现金的主儿，想必大有人在，为什么选择了余秋雨，确实也有令人不解之处。
《中国经济周刊》消息，2001年1月，徐家汇商城集团将其所持徐家汇10%股权转让给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下属国有企业上海市商业投资公司的转让价是每股4.70元。余秋雨受让价格2.9239元，对比之下，余秋雨等人确实是捡到了“便宜货”。
外部股东借职工清理之机，进入股东行列并获利丰厚的，岂是只有余秋雨。2002年，千金药业2/3内部职工股被清退，湖南涌金投资公司得以每股4.8元的低价进入。随后的2004年3月，千金药业挂牌上市，期间每股价格飙升至44元以上。职工股隐退的结果就是财富和利益实现转移，而隐退过程中鲜有人询问价格是否合理？机会是否公平？
徐家汇商城是国有控股公司，其股权分配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由谁主导？纳税人作为国有资产的真正拥有者，知情权是首先应该保障的；其次，纳税人的收益权应该得到保障，代表纳税人持股的机构无权将利益转赠他人。 作者:李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