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众取宠极尽挑拨能事 台名嘴公信力破产

　　毋庸置疑，电视政论节目对台湾民主化与言论自由的进步有不可否定的贡献，尤其陈水扁所涉及的贪渎案，首先就是由电视政论媒体(俗称名嘴)所揭发，并且锲而不舍、不畏权势追查到底，才有检察系统、司法系统的跟进，当陈水扁因龙潭案、买官案而三审定谳、发监执行之际，政论名嘴的贡献尤其值得推崇。

　　然而，正如各种行业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当政论节目的大饼愈做愈大，谈话性节目成为最直接的信息窗口，广告收入不断增加，名嘴也量变而质变，原持观望者也挤入政论圈，或者哗众取宠极尽挑拨之能事，以最极端之情绪用语或表演否定一切，以此来博取社会底层“反体制”饥渴需求；也有选举落选者换跑道而成为名嘴，以政界大佬身份开讲；也有司法记者出身者成为内幕权威，透露法界动向，其真正意图是成为“围事”，替全身腐朽的法界人士擦脂抹粉。当上述“变脸名嘴”出现，由于各怀目的，媒体的功能俱失，名嘴逐渐变质为“修理业”与“制造业”，或者成为过气政党的 “退辅会”。

　　最具关键性者是政党势力以及选举炒作的介入，使电视节目也走上了蓝绿对决的局面。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为了翻转“一片蓝海”的媒体生态，以置入性营销的名义，或者由“政府”单位，或者由公营企业提供广告预算，对若干电视台进行收买，其后果是某些电视政论节目成为民进党外围御用工具。

　　马英九执政以后，台湾媒体的蓝绿泾渭分明更加深化，泛绿媒体视如寇仇，逢马必反，将“亲中”、“卖台”的族群动员发挥到淋漓尽致；“仇恨使人产生血丝感”，仇恨政治使政论充斥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极端表现。反之，泛蓝媒体也加紧炒作陈水扁案官司，将扁案当成提款机消费，或者将民进党的双重标准拿来批判，扮演“监督在野党”功能。于是政论媒体成为“泛蓝暴走族”与“泛绿暴走族”两大族群，各拥其众，出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人在骄傲自满心态下就会志得意满，进而自我膨胀而犯下致命错误，三立电视政论主持人郑弘仪正是犯下 “公信力破产”的第一步，首先替政治人物站台就违反媒体中立，继而又以 “三字经”、“六字经”粗口骂马英九，俟次日各大媒体以耸动、夸张篇幅报道后，这位主持人声泪俱下道歉，泛蓝媒体于次日以更大篇幅报道、评论。于是一场蓝绿对决的场外赛就此开打，双方发挥美、苏冷战时期的核武 “保证互相毁灭”方式，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歼灭战，这场没有输赢的“稻草人战争”，最大的致命伤正是媒体本身，政治评论者或者资深媒体人 (或称电视名嘴)就此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为这份行业的退场机制敲响丧钟。

　　是顾客决定了产品的性质是什么，正是阅听大众决定了台湾的媒体生态，“第四权”的媒体监督、制衡政府与政党，“第五权”的人民才是最终仲裁者；目前台湾政论媒体的乱象，在短期内未必会改善，但早晚引来人民的反思与检讨是必然的。

　　媒体名嘴公信力破产，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的反省自律，正如王尔德所说：“当大家陷入泥沼的时候，总要有人仰望天空的星辰。”现在正是改变媒体恶质生态的觉醒时刻了。(胡忠信，台湾著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