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原本计议以发行金圆券为手段，企图挽救江河日下之币信以及财政金融危机，无奈金圆券发行的同时，国共内战愈演愈烈，庞大战费支出仍然无日或已。
一九四八年、四九年间曾任国民政府联勤总部预算财务署长的吴嵩庆，其子吴兴镛博士在所著之《黄金档案：国民政府黄金运台──一九四九年》一书中指出，国民政府当局为了应付庞大的内战军费，“把‘国币’金圆券准备金的大部分给抽走，用做为军费”。换言之，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于国民政府向美国数度求援无门，美国拒绝再予国民政府军事及经费援助之后，出于无奈，只好动用最后的一点“棺材本”──发行金圆券的黄金准备，十二月前后，国民政府把国库黄金二百六十万两从上海“转移”到了台北，这是被国民政府抢运到台湾的国库黄金中的第一批。
长期追随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也曾在《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他追随俞鸿钧参与抢运国库黄金的过程：
三十七年共×叛乱，举国骚然，先生鉴于情势迫切，密将库存黄金运台，其时予兼机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而外间接洽戒严、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启运之夕，由军方施行特别戒严，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启运后第三日，申报中始刊登一简短消息，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语焉不详，其所以言中国银行者，因中央银行黄金库存，与中国银行比邻，同一门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谁属也。
蒋经国很清楚，蒋介石已经没有放手一搏的赌本，他唯一的一点筹码，就是存放在上海几家国家银行，原本专供金圆券发行准备之用的黄金。这不仅仅是蒋介石投入国共内战最后的“棺材本”，更是全中国要维持国家财政正常运行，唯一的一点本钱了。但为了应付前线十万火急的庞大军费需求，等到蒋介石再下令把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国币”金圆券的准备金的主要部分，悉数抽走之后，令人忧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国库大失血无法扼止的情况下，蒋介石又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搬离了上海中央银行总行仓库。失去了黄金准备，使得原本币值即已一泻千里的金圆券，于此刻更如同溃堤水坝，完全失控，币值与币信一夕崩盘破产，人民对国民政府的信赖也完全毁于一旦，金圆券成为废纸，人民财产付诸东流，国民政府成为人民普遍唾弃之全民公敌。
吴兴镛叙述：
这笔准备金，一移出上海作为军费，金圆券就像当时国军一样，“兵败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贬，从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后十个月，贬值约两万万倍。一个新币如此快速贬值，影响如此众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见的。一枚价值美金五角的银圆，金圆券发行初是两元一枚，到另一新币(银元券)上场前一日，就要五亿元一枚。老百姓生活怎么过得下去？多少人饥寒而亡？因此，运台的金银美钞上是沾有中国人民的斑斑血泪。一位大陆的医学教授在二○○四年的来信中，是这样写的：“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圆券收刮民间硬通货，强运台湾的情况，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倾家荡产，十分痛恨。”
蒋经国与俞鸿钧奉蒋介石之命，搬运上海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白银到台湾的行动，先后有好几波。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蒋介石下野前十二天，此时淮海战役彻底失败，局势对国民政府相当不利。蒋介石心知自己大位不保，就在这一天，密令蒋经国与俞鸿钧尽速将存放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移存台湾，作为与共军继续作战的粮弹资金准备。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今日父亲派我赴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隔了六天，胸怀孤臣孽子之心的蒋经国，在一月十六日的日记簿上，写下这么一段历史纪录：“父亲约见俞鸿钧、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元月十九日，蒋介石在临下野之前两天，安排俞鸿钧为中央银行理事，并指定为常务理事。
从好几份蒋介石的往来函电可以确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内部为了是否同意抢运黄金的问题，衍生了相当大的矛盾，隐隐约约之间，有一股微妙的抗拒力量。而蒋介石似乎早就预感抢运黄金的工作会遭遇麻烦，因而派遣蒋经国前往上海督军，并由俞鸿钧担任阵前指挥，亲自抓运金工作。
例如，刘攻芸即认为蒋介石为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但是，基于大形势的考虑，也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静观时变。
蒋介石《事略稿本》一月二十七日的言行记录了他“接见林祟镛局长，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公闻刘攻芸总裁对此事进行，面有难色，殊为骇异，喟然曰：‘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
而在上海积极从事抢运黄金工作的俞鸿钧，于一月二十八日自上海发给蒋介石一份密电，暗示蒋介石他要“请经国兄催办”。催谁办？俞鸿钧自然指的是新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他说：“(一)、沪国行存金尚有八十二万余两、银元二千六百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二)、前奉交“革命偿债委员会”汇票二纸，已托由德懋兄汇往纽约中国银行专户存储，候命指拨。因国行原账户已结清取消，另开专户诸多不便也。”
为何要密洽“刘总裁”？因为蒋介石已经下野，当家作主的是“代总统”李宗仁。而一月二十八日，距离蒋介石命令俞鸿钧、蒋经国抢运黄金，已经过了十八天时间，蒋介石下野也有一个礼拜了，新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竟然不动如山，不听命行事，蒋介石内心早就火冒三丈了，只是一时隐忍未发罢了。
蒋经国和俞鸿钧一干人等于是“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二月三日，俞鸿钧发电报给蒋经国说：“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已经说服刘攻芸，要与蒋介石派来的人配合，将大部分的黄金往台湾撤运。
化解了来自刘攻芸的阻力，蒋经国等人“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国民政府财经官员即展开大规模的运金行动，将上海国库的黄金、外钞几乎搬走一空。
俞鸿钧明知自己已不在央行总裁任上，但由于受蒋介石密令，仍冒险只身赴沪，亲自动员央行员工，抢运黄金到台湾。一九六○年七月间台湾《联合报》的一篇纪念文章写着：
关于俞氏在卅八年上海沦匪前夕把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筹划启运来台，保全了国家的巨额财产，稳定了政府迁台后的财政金融，此一段事迹，今日已为国人普遍知晓，可是，一般人都还忽略了此中的一个重要关节：也许会有人以为俞氏当时既为中央银行总裁，筹划启运央行库存黄金至安全地点，本为其职责以内的事。其实，俞氏当时并不在中央银行总裁任内。
但是，虽然不在其位，而过去同仁之间的老关系依旧存在，对同仁的威权也还有新的职务──“中央银行常务理事”来当靠山(其实此一职衔，位高却无权)，惟其如此，蒋介石密令俞氏再赴上海撤运黄金，他才可以圆满达成撤运黄金的目的。
这篇纪念文章继续写道：
当时的总裁为财政部长刘攻芸兼任，俞氏不仅已经离职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沪上情况紧急，李宗仁态度暧昧，鉴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对国家命运的重大影响，俞氏乃奉命冒险从香港飞往上海，运用他个人与中央银行在职人员的渊源关系及影响力，擘划部署，将库存黄金运来台湾。俞氏当时并未担任财经方面的任何公职，完全是本诸个人对国家的忠诚、热爱，而将个人危险置之度外，为国家保全了巨款财物，这是难能之处。
但依照宋子文在二月九日发给蒋介石的密电推算起来，抢运国库黄金的计划，至少因为刘攻芸的阻挡，迁延了近一个月之久，其言：“俞鸿钧昨(七日)来港拟谓：攻芸因环境关系，国库金银，该员犹豫延迟甚久。鸿钧临走日，彼始决定以翌日起，黄金逐渐空运。至白银如何，似未肯定，现在情形究竟如何，请注意。”
蒋介石二月十日之《事略稿本》记载：
二月十日……下午周宏涛秘书自上海归来，谒公报告“中央银行所存现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二十万两”云。公得报为之一慰，盖以此项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与国家命脉之所系，故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因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俾得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
在这段日子里，由于刘攻芸故意拖延运金，蒋介石父子一方面对黄金抢运工作感到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对刘攻芸不能贯彻命令时感愠怒。蒋经国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某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也就是说，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黄金若是留在上海的金库里，留给李宗仁，只不过是“无谓浪费”；假若留给共产党，那更是“一种很大的罪恶”，自不能留下这批财宝“资敌”。
章君谷先生在《俞鸿钧传》中叙述：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连下了两道命令：令行政院自广州迁回南京办公，行政院长孙科托病，置之不理。再严令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不得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也没有答复，因为他知道中央银行绝大部分库存黄金早就给俞鸿钧运到台湾去了。而且俞鸿钧是他的老上司，即使再要把剩下的黄金一并运台，刘攻芸也无法拒绝。
但是，由于延滞黄金抢运时程，蒋氏父子对刘攻芸始终余怒未消，刘攻芸不仅受到了蒋介石的责备，更因而失宠。上海解放前夕，刘攻芸固然去了台湾，但是，在国民政府内部已无其容身之地，后来他悄悄去了新加坡，终老于斯。(本文摘自《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台湾)王丰 著，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