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政策演变调整绝非易事:从解放台湾到和平发展(2)

　　2　和平统一

　　历史回放

　　“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

　　“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1979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写给海峡对岸的“公开信”——《告台湾同胞书》，短短1800字，悄然融化了两岸之间长达30年不往来的坚冰。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两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良好的国内外氛围，奠定了中共对台政策转圜的基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的重大转变。就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告台湾同胞书》的右上方，还有另一篇配文：《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1982年7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廖承志致蒋经国一封信。作为蒋经国昔日在苏联的同窗，廖承志给他发去电报：“经国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这封信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与此同时，中共对台政策，沿着“和平统一”的路径，也有了更为细致和具体的规划。

　　1981年的国庆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问题发表9条谈话，建议“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还进一步提出“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已经涉及到“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两年后，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6条具体构想：“大陆不派人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这是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说的话。杨力宇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邓虽深知台港问题之严重性及复杂性，但却展现中共有能力处理这些问题的信心。”

　　“一国两制”的设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岛内民众反映热烈。可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本该前行的两岸关系，此后却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