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两次携手的峥嵘岁月
1924年，广州
国民党一大
“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
1924年1月20日，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大钊登台发言。
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会议的最后第三天讨论章程审查报告时，广州代表方瑞麟发言，意思是不容许共产党员在保留原有党籍的条件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着有人附议。李大钊的发言正是针对于此。
但此时，“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李大钊发言后，不少代表也发言反对方瑞麟的主张。举手表决结果，方的提案被否决。在民族大义面前，国共两党最终放下各自的成见，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
大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1/4。
1924-1926年，长洲岛
“革命的黄埔”
站在昔日的“陆军军官学校”门匾下，眼前就是滚滚而逝的珠江水。
80多年前，国共两党第一次握手，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岛建立了现代中国第一所军事政治学校。
短短的几年里，“革命的黄埔”培养了不少军事、政治人才。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由国共两党组成的“黄埔学生军”驰骋沙场，高举革命大旗，奋勇当先，历经百战。共产党员蒋先云在北伐期间曾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随第77团开赴河南与奉军交火，不幸中弹，但继续指挥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现在我们看到的党史资料中，中共领导人有关筹备黄埔军校的具体谈话或文字记录不多。但是，所有史料都显示，创办的过程中共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是参与的。
黄埔军校的创建，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最初的招生也是由国共两党联合组织的。
当时，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只控制了广东全境，黄埔军校出了广东只能采取秘密招考的方式。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何叔衡、董必武等分别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负责秘密招生以及复试工作，想办法冲破军阀的控制，招收进步青年入学。
黄埔军校创建伊始，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人数约占1/10，到1925年发展为约1/6，“清党”前达到约占1/5。
1927年，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4月12日清晨，上海一伙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了闸北的上海总工会会所。当工人纠察队进行反击时，蒋介石指挥的军队来到现场，缴了工人的枪械。第二天，工人们高呼着“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冒雨举行罢工游行，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军队袭击，上百名工人和市民倒在血泊中。
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动派也向人民举起了屠刀。李大钊、肖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壮烈牺牲，无数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1925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国共合作的危机。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大革命惨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合作建立以后，极大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1935年，陕北
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黄土高原山坳河湾的小镇，因为76年前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而声闻天下。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人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宽阔胸襟，在此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发动了“华北事变”，而国民党政府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后，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辟了道路。
1936年，陕西
西安事变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张、杨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拒绝。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再次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经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斗争，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蒋介石获释。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到1937年9月下旬，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42年，安徽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调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部分人突围外，大部被俘或牺牲。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这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中极不和谐的一幕。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两党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国民党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使两党关系几至破裂。但在国内外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敢公开中止两党关系，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时间到了1946年，自感准备充分的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在美国的援助下发动全面内战，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宣告中止了。
亲历者言
“邀请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以期有益于革命之实行。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不应议之于后，来者不拒，所以昭吾党之量能容物，而开将来继续奋斗之长途，吾党之新机，于是乎在。”
——孙中山
“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宋庆龄
“当时，在(黄埔)军校里，政治教育多系共产党人担任。熊雄、恽代英、高语罕、肖楚女等都极受学生们的崇敬。《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书刊都公开发行，备受欢迎，尤以《黄埔日刊》争相阅读，先睹为乐。两次东征时，国共两党的同学并肩作战。”
——黄埔四期毕业生 贺钺芳
“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
——张学良
“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动态，已证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在着着上升，何、白‘皓电’已表明其决心，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形势将会日益恶化。对‘皓电’我们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
——皖南事变前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
“50年前，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合作，由此才有全国团结抗战，才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海峡两岸首先全面实现‘三通’然后按‘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大统一，这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正如同50年前团结抗日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一样。”
——历史学家胡绳1987年在七七事变5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俱往矣，从广州到西安，那些国共之间恩恩怨怨、合纵连横的峥嵘岁月！
历史启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合，可以摧枯拉朽打倒军阀，抵御外敌；分，则陷入内战的血雨腥风。
两次国共合作中，中共相对弱势，却能够成为中流砥柱，或扭转局势反败为胜，是因为抓住了真理，站到了历史的制高点。(记者 任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