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午后，蝉鸣喧闹，番禺祈福新邨一幢小别墅，门铃叮咚，一名老妇人缓缓打开红门，将记者请进去。
老妇人叫李若梅，是孙中山大本营医官李其芳的女儿。84岁高龄的她，一头黑发，淡妆轻描，耳朵上那对摇晃的孔雀绿耳环，像她性格一样，活泼、爽朗。
时而流利粤语，时而纯正英语，李若梅教授，抱着一大叠的史料，将父亲的故事娓娓道来。
南方日报：当时您父亲是怎么成为孙中山大本营医官的？
李若梅：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22岁的父亲参与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起义救护工作。受中华民国军政府委派，利用自己医务人员的身份，出入于清军之间，劝降清兵。他劝降了清朝军官、医官、电信官等60多人，士兵1200人。
1917年，父亲从上海德文同济学堂毕业，在上海大庆里开设诊所，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拜谒了孙中山先生。1918年至1922年，父亲留学欧洲，取得博士学位，爱因斯坦都曾给他讲过课。
1923年，父亲毕业回广州，自投名片拜访孙中山先生，获得赏识，被聘为大元帅府医官，后来还被黎元洪授予功勋卓著嘉奖执照和武昌起义纪念章。
南方日报：在任大本营医官期间，您父亲当时和孙中山交往多么？
李若梅：那是很多的。当时我父亲持有一个大本营特别出入证，凭这个证，他可以自由出入大本营，为孙中山先生及夫人宋庆龄看诊，主要是皮肤科和血管瘤。
1924年，遵孙中山先生指示，父亲到上海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治病，大胆采用新药牛奶精注射，竟治好了张老上半身不遂之症。像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李烈钧﹑张发奎等民国政要，我父亲都常给他们治病。
南方日报：孙中山当年在香港学医5年，应该和您父亲特别投机，您父亲对孙中山有什么样的印象？
李若梅：他们关系特别好，但是有关医学的事情，孙中山还是听我父亲的(笑)。孙中山先生曾给我父亲送了一句诤言：“做官不如行医”。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重，我父亲得知后，立即于当年3月10日动身，赶赴北京为他视诊，可惜太迟了。这让我们都觉得很遗憾。
南方日报：民国时期结束后，您父亲是否继续从医？
李若梅：抗战前10年，父亲受聘为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第二医院主任，相当于今天的院长。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日本投降后，父亲淡出政坛，1949年冬回到出生的地方——北婆罗洲继续当医生。
1953年父亲去世，他去世的过程很奇特。我记得，去世前一天他还看了60多个病人，当晚去跳舞，洗澡后听着音乐，在睡梦中离世。他一辈子都坚持自己的行医哲学，医生当官不如行医，不要多心干预其他事情，做医生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