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复台志士罗福星
蕉岭人民于1993年在该县蕉岭中学校门旁修建一座面积522平方米、三层楼房纪念馆，这就是“罗福星纪念图书馆”。门首对联是：“义举台湾引颈当年豪气在；忠昭华夏遗容方寸壮心知。”联语概括了罗福星志士抗日复台的事迹。这座纪念馆相邻的是一座红墙绿瓦古色古香的书院，抗日保台志士丘逢甲创建的“桂岭书院”与之相互辉映，展现出中华儿女抗日复台的爱国主义光辉。
蕉岭县的罗福星纪念图书馆还与台湾苗栗县纪念罗志士的昭忠祠、昭忠塔隔岸遥对，馆、塔、祠的纪念建筑反映出海峡两岸同胞对爱国志士罗福星的怀念与景仰之情。
生于国难 饱受风霜
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生于1886年2月24日(清朝光绪12年)。罗的父母，祖辈为了生计飘洋过海到荷兰属巴达维亚(即印度尼西亚椰加达)谋生，他就诞生于侨居地。出生后随祖辈东奔西走谋生计。1887年随祖母，父亲返唐山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稍长接受启蒙教育，后随父复返侨居地印尼巴城，就读华文学校，兼习读荷兰文。1903年中学毕业后，随祖父往台湾苗栗县造桥乡，就读苗栗公学。1907年随祖父重返故乡。
在这22年期间，他切身感受到荷兰殖民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台湾亡国奴生活的欺凌忍辱的痛苦，激发了爱国主义思想，深深体会到“无国就无家”，“祖国弱受人欺”的苦楚，蕴藏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
投身革命 誓雪国耻
青少年的罗福星始终怀着为国雪耻、振兴中华的抱负。1907年6月，他由台湾返回故乡途中，在福建厦门聆听老师讲述革命道理，明白必须唤起民众，才能救中国，于是毅然参加“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
他在家乡小学任教，利用讲坛，撰写《从军乐》教材，寓教于课本，学生有时高歌吟唱，有时操练乐府，灌注着爱国主义思想。
后来，他在荷属巴城、英属新加坡等地担任中华学校校长期间，还奉广东总教育会长丘逢甲之命，到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宣传革命。同时与同盟会胡汉民等奔走南洋各埠为革命募集款项，支援国内起义活动。1911年他在黄兴领导下返国参加“三·二九”广州起义，战斗中腿部负伤。起义失败后，复返南洋活动，等待时机为国效忠。
矢志报国 百折不挠
“三·二九”起义失败后，他毫不气馁，与胡汉民、黄兴等人频频联系进行活动。1911年10月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成功，他奉命在海外招募民军支援革命，并率领一批民军到西贡与胡汉民会合，经香港到广州，领取枪枝弹药。武装后的民军，如虎添翼。他与朱玉廷率二千民军直扑上海、苏州，待命参加战斗。民军完成使命后，他返故乡重执教鞭，继续进行革命的鼓动工作。
1912年8月间，他奉北伐军刘士明之命，赶赴台湾从事抗日光复任务。抵台后他与林修五、刘习修等12人密商成立抗日复台革命组织，定名为“华民联络会馆”，推举刘士明为主盟人，12人分任“募集主盟负责员”，会后分赴台湾各地进行革命活动。通过深入发动，会员大增，在台北集会，制订纲领：一、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支部，各地对外利用联络会馆或其它名称为掩护，成立分会；二、总会设在台湾大瀛旅社，以便联络；三、任务是扩大队伍，招募会员；四、联络各地抗日志士，组成抗日复台统一战线。
罗福星明确提出战斗口号：“驱逐日人，恢复台湾。”为了壮大力量，他与大陆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队伍。并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联络暗号，密码通讯。为了在起义战斗中统一指挥发挥战斗力，将会员进行军事编队，委派十人长、五十人长、百人长，司令官等领队人员，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
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台胞，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一年之久，革命烈火燃遍全岛，会员达9万多人。1913年4月在苗栗县召开同盟会台湾支部大会。会议明确提出以武装起义斗争形式进行抗日复台的方针，罗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公开号召“在日本强权压制下的台湾人民，除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别无自救之路。”会议后，志士们着手准备起义事宜。
1913年10月，由于个别会员在搞枪枝时失误，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从而进行大搜查，逮捕密藏枪枝的会员。接着又逮捕8名宣誓入会会员，导致起义事机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抗日志士。在搜捕过程中，罗以巧妙机智方式躲过敌人的搜捕，但敌人不甘心就此失败，以缺席判处罗福星死刑。罗福星对敌人的判决采取蔑视态度，在群众掩护下继续战斗。他写下了不少鼓舞人民的战斗篇章：《自叙》、《日记》、《杂录诗篇》、《宣告文》、《致闽都督报告》、《军人手法》等，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豪迈壮志，表示矢志报国决心，“虽粉身碎骨，而意志仍不屈”，以“救出台民于虎口”为奋斗目标。他化装成商人、学者、侨民、军警等，活动于日本军警眼皮之下。1913年12月由于叛徒告密，他遭日本警察逮捕，受尽严刑拷打，仍大义凛然，誓死不屈。
献身祖国 永垂青史
日本侵略者经过60天的刑讯，一无所获，于1914年12月将罗福星施以绞刑，终年29岁。他在狱中写下《致爱妻》、《致爱卿书》等4封遗书。书中表现他对革命的忠贞：“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实践了他生前豪言壮语：“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还。”
台湾人民怀念他，将其灵骨迁葬于苗栗大湖罗岗山麓，安眠于祖国山河。民众集资建立“昭忠塔”、“昭忠祠”，以永作纪念。
1986年，在罗福星志士诞辰一百周年时，台北市民众集会举行隆重纪念活动，邮政部门发行“罗福星纪念邮票”400万枚，台北市和苗栗县等地竖立“罗福星铜像”供后人瞻仰。
(来源：梅州侨乡月报，作者：梁振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