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由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变革，这场运动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不仅把祖国大陆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而且对当时还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辛亥革命的前奏、爆发直至尾声的全过程，都不断地激励着台湾同胞开展民族主义运动，激起岛内人民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史料证明，一大批台湾志士受辛亥革命的影响，领导并发动了一系列岛内的反日斗争，甚至潜回大陆直接参加辛亥革命及其民族主义运动。
一、辛亥革命前后台湾的革命斗争形势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一直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收复台湾。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他领导的兴中会、同盟会曾到台湾进行革命活动。1900年9月，孙中山从日本乘船第一次去台湾，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并在台北建立了接应广东惠州起义的指挥中心，招收了一批军事人员，准备内渡厦门，援助起义军。由于遭到日本伊藤博文内阁的破坏，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被禁止，致使惠州起义在后援不足的情况下归于失败。就是在这次惠州之役中，有不少台湾爱国志士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13年8月，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途中第二次来到台湾，给台湾志士带来极大鼓舞。日本当局封锁消息，一面佯装欢迎，一面在孙中山下榻的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四周，以安全为名，严加警戒，企图阻扰孙中山与抗日志士联系。但是，罗福星、杨心如、翁俊明等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都谒见了孙先生，详细汇报了台湾情况。孙中山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郑重地嘱咐罗福星：台湾革命不同于推翻清政府，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时，决不可轻举妄动。1918年6月，为了从外交方面促进护法斗争的开展，孙中山又一次取道台北赴日本。后来，台湾同胞为了纪念孙中山，把他在台湾留下的唯一一处行馆 “梅屋敷”建成了“国父史迹纪念馆”。
孙中山先生的三次台湾之行及其他一些相关活动，充分表明台湾地区已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海外革命基地之一。祖国大陆的革命斗争不仅向台湾人民传播了崭新的思想观念，而且直接为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不仅从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岛内的革命形势，而且吸引了一批台湾同胞投身大陆的革命中来。这些都构成了台湾志士活动的历史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有识之士演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壮丽的革命斗争图景。
二、台湾志士在大陆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我国的台湾省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斗争不仅得不到清廷的支持，而且还受到沉重的打击，曾一度使高涨的台湾人民民族民主运动走向低落。但大陆反清斗争的各种消息仍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台湾岛。对于辛亥革命的胜利，台湾同胞深刻认识到，只有祖国的强大，台湾才能改变殖民地的命运，台湾同胞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广大台湾同胞深受鼓舞，大家奔走相告，它极大地激励着台湾同胞爱中华、爱祖国的革命斗志。至此，一场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席卷台湾，反日斗争形势空前高涨起来。
1911年10月19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驶危舟，突破日军封锁，渡海投奔祖国大陆革命军。
后来，又有一批投效祖国者，他们先后加入福建驻军孙道仁部队。当孙道仁被推举为都督后，台湾同胞出资出力给予大力支持。11月福建光复，台湾同胞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缓解南京临时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同盟会会员翁俊明等大力号召台籍人士慷慨解 囊 ，很快就筹集到2000元。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翁俊明等人对袁世凯背叛民国，摧毁革命势力的行为深感痛恨，产生了以病菌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的计划。当时就读于台北医学校的翁俊明、邱凤翔曾经培养出一种病原细菌，他们计划派翁俊明和杜聪明两人将病菌携往北京，毒杀袁世凯及其爪牙。1913年秋，翁俊明、杜聪明经神户转赴北京，临行时举行了悲壮的宣誓仪式，并各留血书告别父母。两人到达北京后伺机行事，但病菌却没有发生效力。翁俊明失望至极，只有化名离京返台。翁、杜二人的计划虽未成功，但显示了台湾同胞对祖国革命运动的热烈响应，对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赤胆忠心。
台湾义士林祖密出生于台中雾峰。当日本占领台湾后，其父林又密率家眷内渡回大陆，林祖密留台治理家产。因为家产关系林祖密屈为日本“顺民”，心里十分郁闷。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林祖密“对祖国之信心益坚”。1913年春，林祖密决然向日本当局申请脱离日本国籍，随即加入中华民国国籍，并返回祖籍漳州，从事地方实业开发，倡导地方建设。他还秘密赞助福建的光复运动及1916年的“讨袁之役”。1915年，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祖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在袁世凯违背民意、公然称帝的情况下，林祖密愤然而起，召集漳州、泉州一带的有志之士在其家中，谋立革命军。1917年，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南下广州，倡导护法，林祖密在闵南响应，并被孙中山委任为闵南军司令，负责闽南护法军事的进行。林祖密受命后，即在鼓浪屿设秘密机关，派人到各县、市布置。其间，林祖密遭逮捕，保释后又在汕头设立机关部，继续策划闽南军事部署。后来，林祖密又跟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护法运动，先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及侍从武官、大本营参议等职务。由于林祖密对孙中山先生忠贞不二，矢志为护法运动而奋斗，所以被北洋军阀所痛恨。1925年7月，被驻扎在漳州的孙传芳部所围捕，与8月23日英勇就义。
以上这些典型事例，充分展示了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三、台湾志士在岛内的革命斗争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割占台湾后，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就进行不屈的斗争。在孙中山对台革命活动的影响下，三民主义逐渐传播到台湾，愈来愈多的台湾同胞接受革命思想。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给台湾同胞以极大的鼓舞，焕发了他们强烈的抗日反殖斗争的意志和愿望。台湾的反日斗争随着着辛亥革命而出现新的高潮，构成一个新的斗争阶段。
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稍前和以后，岛内先后爆发了12次抗日起义，其中至少有10次都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发动起来的。而以1907年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1912年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罗福星领导的苗粟起义和余清芳等领导的噍吧哖起义的规模和影响为最大。
1、1907年11月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
新竹厅北埔青年蔡清琳，怀抱覆满兴汉的愿望，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暴横行，尤其愤慨。他曾组织同志数百人，成立“复中兴会”，就任总裁，在中南北各地设立分会，并与“隘勇”(日人组织的把守要隘的兵士)取得联络，准备大举起义。
1907年11月14日夜半，他们宣传大陆兵马来援，传檄全台，共起抗日。蔡清琳亲自率领大坪隘勇及大隘社高山族人，猛袭鹅公髻日警分遣所和大平警察驻所，杀死日警及其家属多人。15日上午，竖起“安民”与“复中兴总裁”旗号，攻入北埔支厅。尽杀支厅长以下警察、官吏及眷属57人，重伤6人，北埔日人仅有2名逃脱。起义军200余人乘胜向新竹推进，在距新竹不远的水仙崙遇到赶来镇压的大队日军，匆忙退击，蔡清琳等9人被日本北埔临时法院判处死刑，97人处以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在各地搜捕株连的有2000多人。
北埔起义的规模不算太大，时间也不久，但有高山族人民参加，是汉族和高山族人民联合的起义。
2、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
1912年3月，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是台湾农民第一次公开使用武力反抗日本大规模掠夺土地森林。
刘乾是南投厅沙莲堡羌仔寮庄(今南投县鹿谷乡)人。笃信神佛，经常在宣讲佛法时，宣传反日思想，并以因果循环之理，号召台湾同胞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辛亥革命的胜利，他更坚定了反日的信心。
南投厅林圯埔有一大片竹林，多少年来附近农民都在那里采取造纸和编制竹手工艺品原料。日本殖民者企图把这些竹林收归官有，禁止农民采伐。得知这一消息，群众万分愤慨。1912年3月23日，南投厅新寮民众领袖刘乾，与庆兴人林启祯联合，以庆祝辛亥革命成功为名，召集南投、林圯埔一带民众，饮酒欢呼，群情激动，追袭林圯埔附近的日警派出所，杀死多名日警，缴获各种枪械和物资。后来，起义军冲下山来，准备攻打林圯埔日本警察支厅。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刘乾率众退入山中。日本调来援军，搜索山地，直到月底，起义军多人被杀，刘乾与林启祯等8人被捕，于同年4月10日，被判处死刑。刘乾等视死如归，毫无惧色。
3、1913年罗福星领导台湾光复运动、苗粟起义
罗福星，字东亚，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高恩乡人，小时随父迁居台湾，住新竹苗粟一堡，曾在苗粟公学校上学。1906年全家内渡，在厦门加入了同盟会。那时，台绅丘逢甲任广东省督学，丘逢甲命罗福星赴爪哇视察学务，在南洋做过教员，并参加过黄花岗之役。首义后，它从南洋召集华侨组成民军回国参加革命。1912年重返台湾，与志愿光复的爱国志士会合，组织台湾同盟会支部，鼓动抗日斗争。为了便于发动组织，随后又设立台湾同盟会苗粟支部，以台湾当地华民会、兄弟会、同胞会等组织的名义，迅速在台北、基隆、宜兰、桃园、台南等结纳志士，发展组织并且很快建立了中国革命党(又名同盟会)台湾支部，入会者多达9.5万人。
罗福星根据当时台湾民众痛恨日本占据台湾并奴役台湾同胞的心情，明确提出“驱除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由于席卷大陆的辛亥革命风潮不断地吹过海峡，早已激荡了台湾同胞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情绪；再加上罗福星早已参加同盟会并与同盟会诸多领袖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及它对于台湾情况的熟悉，很快就联络一些骨干，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发展组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秘密党员500人，预定1912年10约10日辛亥革命胜利周年纪念日集会起义。但由于走漏风声，起义计划被日本人侦悉。日本侵略者先发制人，事前进行大搜捕。当时，沈阿荣和其他数百名志士，毫不犹豫奋起斗争。但因寡不敌众，沈阿荣等重要干部被日警逮捕，革命行动暂遭失败。
罗福星等人积极策动起义复台，他亲自撰写《大革命宣言书》。宣言列举了日本帝国主义的21条罪状，号召台湾人民驱逐日寇，光复祖国河山。宣言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短时间内参加革命队伍的达近10万余人。
但是，罗福星并没有将各地的队伍都纳入同盟会统一组织之中，只不过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缺乏坚强和严密的领导。因此，在敌人的警犬四处嗅觉和追踪下，先后迫使各地的革命武装仓促发难，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厄运。1913年下半年，日本军警实行全岛大搜捕。全岛起义计划随着4000多名各族革命者的被捕入狱而被完全破坏，罗福星本人也于1913年12月19日在淡水被捕，并将他及200多人被判极刑，这就是在台湾历史上著名的“苗栗事件”。罗福星临刑前，以“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的英雄气概，写下了《祝我国民词》和《绝命诗》，慷慨地登上敌人的绞台，为祖国的革命和统一事业英勇殉国，年仅29岁。
4、1915年5月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
台湾震惊中外的噍吧哖起义，或西来庵起义，又称余清芳起义。是一场受辛亥革命影响的由台湾革命民众发起的反日斗争。它是辛亥革命时期台湾民众反抗日本统治参加人数最多、斗争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所发生的最为惨烈的抗暴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
余清芳亦作余清风，字沧浪，台南长治后庄人，幼时家庭贫困，受过汉文教育。17岁时正值日本占据台湾，他即参加抗日义军。失败后，长期潜伏，曾受日警署雇用为巡查补，后被开除。1908年，加入盐水港秘密结社“二十八宿会”。1909年，他30岁时因有对日不满言行，被警察送往“浮浪者收容所”监禁近3年。释放后经常往来于台南的西来庵，利用宗教活动结识了反日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经人介绍，余清芳结识了罗俊和江定。
罗俊是嘉义他里雾人，以行医为业。1900年参加武装抗日失败，返回大陆，在福建天柱岩寺庙出家。虽持斋礼佛，但抗日之心未泯。辛亥革命爆发，他深受激励，于1914年由厦门返台，图谋抗日。此时，他已年过花甲，但谈及抗日，依然斗志昂扬。与余清芳一见，两人即携手共谋抗日大计。当时约定，罗俊以台湾中北部为中心，宣传抗日，发展组织；余清芳则继续在南部活动，待时机成熟，南北则共同举事反抗日人。
江定，世居台南竹头崎庄，日本占据台湾后，曾任过两年多的区长。后因与日本宪兵队发生冲突，逃避山中。10余年间，一直谋求举事反日。余清芳经人介绍，进入山中访问江定。两人互吐抗日心声，商定反日起义。余清芳先下山筹集经费、发展组织，寻找时机，江定则继续在山中发展组织，招募志士，一旦余清芳选定时机，江定即率部队下山杀敌。
余清芳与罗俊、江定结识后，即积极准备抗日行动。以修筑庙宇为名，广募捐款，秘密准备起义。1915年3月，各率同志数十人，约会噍吧哖境内的西来庵。西来庵是台南德名庙，祀五瘟神，香火很盛。余清芳就选西来庵为根据地，集结群众，宣传抗日大义，共图起义。5月，公推余清芳“大明慈悲国”的大元帅，江定为副元帅。暗中以孙中山为最高领袖，秘密发表抗日檄文，呼吁台湾民众举行起义，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台湾国。台湾各地群众纷纷参加起义组织，声势浩大，党徒遍及台南、台中、南投、嘉仪义、阿缑等地。由于当时起义军在台北方面还没有联络，遭到日军“围剿”。
余清芳知事机危急，迅速离开西来庵，到山中与江定会和，并通知各地同志紧急备战。罗俊在嘉义与同伴数人突破日人的搜索，进入嘉义山中。从6月起，日警在台南、台中、嘉义等地同时戒严，开始捕杀准备起义的志士。余清芳毫不退缩，仓卒集合同志千余人，祭旗兴师。日警在嘉义竹头琦庄附近的山林里发现罗俊及同伴。罗俊拼死抵抗，但终于力屈被擒。罗俊被捕后，日本当局更大肆出动警察搜捕抗日志士。余清芳、江定得知警察全部出动，驻地空虚，7月，进袭阿缑厅甲仙埔支厅，杀日人30余名。后又陷南庄及阿里关派出所，杀日人30余名，官舍仓库多被焚烧，声势日盛。远近农民响应参加的有3000余人，分攻四境。8月，攻克噍吧哖市街，占领当地附近高地虎头山，凭险筑寨，成犄角之势。于是声势日盛，参加的台湾同胞愈众。日人大震，急调重兵，赶来应援，血战七昼夜，滥杀无辜百姓3200余人。余清芳、江定见无法聚众坚守，决定暂时分散以避风险。8月，余清芳在台南的山谷间被捕。由于江定率众入山，日军多次搜山未果，于是即采取欺骗诱降的方式诱逼江定。江定听信了日军的保证，率270人出山自首。日本当局在受降完毕，突然于深夜出动大批警察将江定等人全部逮捕。日警利用此案在台南大肆进行检举，受牵连而逮捕的有近2000余人。坚持了近3个月的起义至此被镇压下去了。总督命令在台南设特别法庭进行审判。结果余清芳、罗俊、江定以下903人被判死刑，余下被判处不等的徒刑。坚持了近3个月的起义至此被镇压下去了。日人还不罢休，竟把附近二十余村庄，象后屠仔、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子、左镇、茶寮等地的居民都看做叛徒，大事屠杀。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之下，台湾全岛一时抗日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台湾同胞不甘心再当亡国奴，企盼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情怀空前高昂。其他起义还有：
黄朝领导的土库起义。黄朝是嘉义大埤头庄人(今云林县大埤乡)人，一直关心祖国的革命活动，崇拜孙中山，痛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他与老人黄老钳经常谈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片断经过，并与领导众人推翻日本人暴政的想法。辛亥革命的胜利激励着他们。在两人的宣传、鼓动下，一支抗日队伍组织起来了，决定在嘉义土库起事。1912年6月27日，黄朝假托玄天上帝赦令，声言将有国军一百万人前来助战，鼓动群众起来反日，立誓起义。义军以菜刀等作为武器，攻击日警，占领村庄城镇，攻打嘉义城。但因义军武器落后，又缺乏必要的训练，很快就被日军镇压下去。参加起义的群众200多名被捕。9月3日，经台南地方法院审判，黄朝被处死刑，另有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若干人。
罗阿头领导的六甲起义。罗阿头是嘉义县店仔口支厅南势庄人，一贯具有民族意识，仇恨日本侵略者。1913年移居六甲。他以打猎为生，以迷信为掩护，传谕全岛人民，准备发动起义。他与罗狮、罗陈兄弟等结盟，约集志士百余人，自立为主，准备于1914年农历7月起事，首先攻占六甲支厅。因其行动被日警侦悉，罗阿头提前于5月7日夜率同志80余人进攻六甲支厅，杀死日警5人，与日警发生枪战。日本当局从嘉义、台南等地调来军警进行镇压。罗阿头、罗陈、罗其才等人因弹尽粮绝不支自杀于山中。其余义军首领先后被捕。起义失败。
据有关史料：台湾有识之士始终把台湾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日据时期50年中，台湾为民族抗日斗争做出牺牲者65万人。台湾同胞抗日反殖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斗争锋芒直指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了日本殖民暴政，深刻地表达了台湾同胞心向祖国、恢复台湾的愿望和要求，从而构成了台湾同胞反抗日本统治的新阶段。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延长，民族、民主革命精神在台湾得到发扬光大。它是千百万台湾同胞用血肉之躯书写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它为最终台湾的收复奠定了基础。
四、辛亥革命时期台湾志士开展革命斗争的意义
辛亥革命时期，台湾志士在岛内、外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斗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它使我们认识到台湾有识之士始终把台湾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弱则岛割，国难则岛亡。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政府统治之下，台湾人民救岛无路，寻亲无门。正是祖国大陆兴起并不断发展的辛亥革命及其余波，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有了家国的感受，从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光复台湾的斗争。这些有识之士也正是认识到海峡两岸一个命运共同体，才积极而热烈地投身革命。
第二，台湾志士的英勇斗争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上辉煌的一页。中国革命史当然包括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而这些志士的英勇事迹无疑是其中壮丽的一幕。广大台湾同胞不甘当亡国奴，企盼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情怀空前高昂。在辛亥革命时期，这批志士开展革命斗争的环境是极其特殊的，比大陆的革命环境更加险恶，日本的殖民统治注定这一场场斗争更多的是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而这场革命由于祖国的弱小而得不到太多的援助，但他们义无反顾，革命意志何其坚定。
第三，台湾志士的革命斗争有利于当前两岸同胞增进了解，消除多年分合动荡中由于不了解带来的情感隔阂，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我们应在为他们的英勇斗争高歌的同时，真正从情感上去体会他们当年渴望得到祖国温暖的心情，为腐败的清政府对台湾爱国运动的打击表示愤恨。
总之，两岸同胞回首过去的岁月，共同为长眠于地下的台湾志士祈祷，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环境，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共享国家兴旺发达的成果，为子孙后代谋福。（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亚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