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独立的8个相声段子丝丝相扣，共同讲述了一个跨越百年沧桑时空、曲折离奇的轮回故事。时间、地点、情景、人物、语言，繁复巧妙地对比着、交错着，不同的片段其实血脉相通、浑然天成。
谈起《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这种布局，台湾相声瓦舍的“黄金搭档”冯翊纲与宋少卿，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传统的相声像是造轮船、飞机，而台湾相声则是造火车的思考方式，每个段子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但同时，拆下来的“车厢”总是属于一列围绕某个主题运转的火车，看似形散，实则神聚。2002年的大陆春晚舞台上，台湾艺人倪敏然表演过相声《谁怕贝勒爷》，反响热烈，据说就源自于《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出剧本的片段。
在观众的印象中，一左一右，一捧一逗，段子与段子互不关联，才是传统相声里逗哏捧哏的搭配标准。你见过相声一场一场串着说，三四个小时不换人的吗？而观众竟不以为忤，可以从头笑到尾。这就是台湾的相声。
台湾的相声怎么看起来更像戏剧呢？
一方面是“台湾相声的传承过程跟大陆不同”，学戏剧出身的冯翊纲表示，另一方面，“严格说，台湾没有相声，我们都是演话剧的相声爱好者，将相声元素借来演话剧，算是对传统相声的创新。”
这种创新并非先知先觉，背后充斥着传统逝去的惋惜和救弊重振的努力。
“1983年我刚从美国回台，想买相声唱片听，从商店老板脸上茫然的表情上我得到了相声已经消失的回应。1985年，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创作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是用相声说相声的事情。”台湾导演赖声川回忆说。经过他们的重新创作和剧场挽救，台湾的相声“枯木逢春”，死去的东西重新流行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相声的复兴切合了社会大潮中岛内人的心态。上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化，很多类似相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消失，有人免不了怀旧。风行的琼瑶电影热慢慢退去，年轻的导演们开始寻找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根源：赖声川在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侯孝贤在拍《童年往事》，杨德昌在导《恐怖分子》。无论是对台湾乡土生活的寻根还是城市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创作好像是长期压抑后的一次爆发。
除了幽默、怀旧与寻根，相声这一艺术形式不再是束缚创作的形骸，还承担了更深沉的思考。
在大陆知名的台湾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围绕“中国现代史”的中心话题，透过调笑和嘲讽，反省当代中国人为什么活成今天这样。 之后的台湾相声大多沿袭此剧的风格，如《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就表达出在世纪更迭之际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审视与反思。再如《东厂仅一位》、《大唐马屁精》、《模拟状元考》等，其引人深思的包袱笑料，都抖在了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上，挠到了时代社会的痒处。
随着两岸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今天要在大陆现场欣赏台湾的相声剧，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就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其后的《这一夜，Women 说相声》以及最新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等，更是广受大陆观众追捧。
有意思的是，赖声川的相声剧在台北演出时，和在深圳、上海、长沙、杭州、北京演出时比，可能只改变几句台词或几个字眼而已，但一样能逗引的台下观众会心大笑。一样的文化传承，类似的社会语境，使两岸间关于相声的审美认知相差并不多。
大陆的相声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发展过程，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热闹和90年代与喜剧小品的“龙虎斗”之后日渐沉寂，近年随着郭德纲等中生代演员的声声鹊起，传统相声又开始勃兴，日渐回归市井本色，许多藏在老百姓人堆里的鲜活“笑料”被重新发掘出来。
“他们侧重时政，而我们侧重民俗；他们是学院派，有文化韵味，而大陆相声更平民化，更通俗。”大陆相声演员常宝华认为，“相声究竟怎么说，怎么演，相声的本质是什么，特殊规律是什么，表演的元素、规范和程序是什么，这都是我们两岸同行要不断去深入交流的问题。”
已在大陆拜师的冯翊纲表示，自己从小就很喜欢传统相声，他评价郭德纲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是现代素材，但有传统的影子在里头。“我很支持德云社让相声回归剧场的举动。”
这不禁让人好奇，如果有一天冯翊纲和郭德纲同台，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本报记者 任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