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大陆台籍老兵·抗日烽火：留学女兵与潜伏(2)

　　地下工作

　　何标，原名张光正，台湾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作家张我军的长子。因缘际会，1926年他出生北平(现为北京)，并在此长大。曾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何标一直从事地下党工作。1942年8月，何标考入北京志成中学高中部。在高二第二学期时，身边有两个同学突然辍学离京，参加抗战(一年后，他才陆续得知)，那时候，对他参加抗战就开始心生向往。

　　那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在文学方面，从五四新文化到鲁迅杂文，再到30年代的左翼文学；在时事方面，阅读了抗战前出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书刊；在理论方面，阅读了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书刊。

　　1943年冬，何标和同学们自行成立了“拓荒垦殖小组”的秘密组织，其宗旨为信奉马列主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抗日分子，并寻求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同时，与当时北京进步学生团体“海燕社”取得联系，进行发展工作。事后，何标才得知，当时晋察冀城工部已派人对“海燕社”进行秘密联系和指导工作。

　　1944年7月末，何标有个同学叫徐国光，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派回北京工作，以宣武区内顺城街北方中学高三学生的身份作为掩护。徐国光要何标再找一两位同学，编辑出版《台风》的油印刊物，在熟悉的同学间散发流传。

　　徐国光原定1945年初带何标去根据地，但因联系不畅，直到1945年3月26日才成行。在临行前一晚，何标因为过度兴奋而失眠，导致26日拂晓倦极入睡，错过了与徐国光约好的见面时间。

　　徐国光左等右等不见何标身影，情急之下，闯进西单南大街路西行人道上的警察阁子，拿起电话就给何标打电话。值班的伪警察还没醒过神来，只见身穿棉袄的黑脸汉子，动作粗鲁，态度蛮横，还以为是日伪小特务在办案，所以问都没敢问。

　　何标在家里自己的房子里被电话吵醒，猛然一跃身，提起行李，就溜出家门，急速赶到约好的地方找徐国光。他们一路8人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在定县下火车以后，在当地交通员的引导下，绕过日军岗楼，通过封锁沟，最后到达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学习三个月后，何标又被送回北平。他有两个任务，一是动员他父亲张我军去抗日根据地，张我军同意了，但因为当时与根据地联系不便的原因，所以没有成行；二是要考进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从事瓦解伪军的潜伏工作。

　　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是由日本教官当家，施行法西斯式管理，目的是培养侵华日军的帮凶。当时，何标进入该校后，家人很不理解，只有他父亲了解他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真相。

　　何标进入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没多长时间，日本就投降了，随后，国民党接受了该校。当时，国民党要求学员穿上国民党部队的军服，假冒“国军”接受保定，并改番号为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这时，何标的任务发生了转变，由原来颠覆日伪转变为瓦解国民党。

　　由于潜伏工作时间长了，何标的身份也开始遭到怀疑，快要待不下去了。此时，何标的舅舅、国民党少将罗文浩奉命接收河北省保安干部训练所。

　　他知道何标离家后又进入绥靖军清河军官学校，心中也有所怀疑，但因为是亲戚，也没有拿何标怎么着。最终，何标还是托他的关系，以考大学的名义从保定脱身。

　　坚持战斗

　　虽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但战争并没有结束，还有接收投降和遣送日俘等工作。当时，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中央军”缴械，不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

　　杨美华说，胶济路沿线被八路军围困在据点、炮楼的日伪军，还继续顽固抵抗，为了夺取抗体战争的彻底胜利，八路军向龟缩在各据点的日军，开展强大的政治瓦解攻势。

　　经过日本反法西斯战争联盟的几位日本同志喊话，在胶济线新店车站据点的日军表示，不向八路军缴械是上级的命令，违令将受军法处置。据称，据点仓库有几十支枪，4、5箱子弹(约3万发)可以偷偷交给八路军，但需要派人去谈判。

　　当时在八路军方面，由渤海军区敌工科科长郭祝平负责与日军谈判，杨美华担任翻译。谈判是夜间进行的，日军方面是一个副队长出面。郭祝平表示，对于日军仓库里面的枪支弹药，八路军都不要，要求日军早日缴械投降，八路军有优待俘虏的政策，缴械不杀，并让他们从青岛乘船会日本，早日与家人团圆。

　　虽然副队长对八路军很尊重，一口一个“阁下”，但不向八路军缴械投降是上级的命令，如违反命令，即使回国也会被军法处置。谈判进行了一段时间，夜已深，郭祝平表示，回去请示领导后，再约下次谈判时间。

　　杨美华说：“我生平第一次接触这么严肃的场面，心中有些紧张，但感到别别有意义。回想起在台湾时，看着穿军服的日本兵都是躲得远远的，现在是日本军官对我们恭恭敬敬的，心里感到很荣耀！”

　　过了不久，又进行了第二次谈判。郭祝平进到据点，与日军队长见了面，并传达了八路军上级领导的意思。他说，既然日军缴械有困难，但必须答应一个条件，当八路军解决辛店街口伪军时，要求日军不能放一枪一炮，不得支援伪军。队长思考一会儿后，答应了。

　　后来，八路军攻打辛店街里的伪军据点，顺利解决了伪军一个团，新店火车站据点的日军，没有放一枪一炮。

　　由于胶济路不通车，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和平民都步行到青岛乘船回日本，路上经常有人袭击他们。八路军处于人道主义，派出工作队，在铁路沿线接待站护送他们，当时杨美华作为翻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这些工作使日军官兵伸手感动，临别时，许多人握着工作队员的手，表示痛心和悔过。”杨美华说，“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境，仍历历在目。”

　　另一位抗战台籍老兵何标在日本投降后，依然留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担任秘密工作。

　　1945年10月，当时八路军的先头部队已打到北平郊区。经何标安排，他父亲张我军应邀出城，与驻扎在西郊的一位八路军干部、也是张我军的学生甄华同志秘密见面。

　　那天清晨，何标与父亲张我军各骑一辆自行车，从手帕口胡同来到西四南大街，另一个骑车人在20、30米外等候接头。

　　何标说：“我压低声音告诉父亲悄悄与那人出城，到妙峰山下八路军某部驻地与负责人相会，并叮嘱他一路小心，就是目送着他骑车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瞥了。”（后续篇章待续）（实习生姚恬然、江华翠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