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青年饿到去超市偷泡面 台湾社会救助失灵？

　　中新网9月26日电 据台湾《今周刊》报道，9月初，台湾高雄市一名刚满18岁的青年在卖场里，偷了总值约百元的泡面和饼干，当场被扭送前镇分局。警察讯问后才知道，年轻人和19岁的哥哥相依为命，两人的父亲过世、母亲住院，青年高中毕业两个月来一直找不到工作，在超商工作的哥哥，月收入约2万元(新台币，下同)，缴付房租和水、电费后，所剩无几；不好意思老是向哥哥伸手的青年，在饿了5天后，走投无路只好偷泡面果腹。

　　同在高雄市的另一个角落，一名失业的妇人郁闷撞墙，先生无法制止，报警请求协助。警察到场后才知道，妇人失业良久，先生靠打临时工维持有一顿、没一顿的家计，膝下两个女儿，大的1岁多，小的才3个月，还有失明的婆婆需要人照顾。当天妇人因买不起一罐600元的奶粉，才在孩子饿肚子的哭闹声中，自责撞墙。

　　这二件生活陷入极度困顿的案例，依目前法令制度，都无法从当局管道得到丝毫救助，台湾的社会救助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缺陷一：认定标准不够全面

　　台当局“内政部”在9月22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台湾低收入户有13.7万户，中低收入户则有7.1万户，人数分别高达33.8万人和22.8万人，总计56.6万人。去年年底，全台湾中低收入户暨低收入户的人数，仅有43.4万人，短短半年，台湾增加了13万名“新贫族”。

　　新贫族增加，全台湾有更多类似偷泡面青年或是撞墙妇人的无奈故事，在社会角落上演。

　　大环境不景气早已不是新闻，但是不被认定为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个案”，难道都要靠登上媒体版面，才能获得救助？

　　“社会救助法”新制刚刚在去年7月1日上路，其中最重大的变革，就是让“中低收入户”首次入法，扩大照顾弱势族群。同时也引用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贫穷线”计算标准，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数的60%”作为台湾“最低生活标准”的依据。尽管新制具有诸多前瞻立意，但在现实状况下，社会救助制度仍有不少死角。

　　缺陷二：以家户为计算单位

　　台湾社会福利总盟秘书长许主峰指出：“去年新制上路期望照顾的人数，今年连一半都没有达到，这些来不及照顾的中低收入户，生活处境反而更恶化，结果就反映在今年大幅增加的低收入户数字。”当局无法及时协助中低收入户脱贫，就要付出更多预算，来救助低收入户。

　　就以最近这两个引发社会关注的例子来说。偷泡面青年因已成年，于法被列为有工作能力者，所以不能申请低收入户资格；然而，该青年仅有高中学历，又还未服过兵役，虽然有工作能力，但却找不到肯雇用他的单位。而妇人的处境则是，一个屋檐下有3代10人同住，其中5人是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住屋又为婆婆所拥有，因此也不符合低收入户的申请标准。

　　“立委”陈节如一针见血指出，以户为社会救助的计算单位，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她表示，“我一直呼吁，要以个人为单位”，这是所有先进国家和地区的观念。“我们法律规定，一个人年满20岁就是成人，父母也不再有监护权，但是社会救助却是由家庭来认定他能不能得到补助。”

　　此外，现行“社会救助法”中，把财产认定的标准下放至各县市政府主管机关审核，也成为贫户无法达到申请门坎的问题。“社会救助法”第四条明定：低收入户，指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且家庭财产未超过当局、“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者。

　　缺陷三：标准下放县市政府

　　法条中所谓的“户籍所在地之主管机关”，全台湾光是“五都”，就有五个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以及五种家庭财产限额，其余县市又分为“台湾省”和“福建省”两种，亦即全台湾就有七个核定机关。

　　看似能根据各地生活水平，划出不同的最低生活费额度；但实际上反而是把偏乡或郊区的生活水平和都会的标准绑在一起，离乡背井在都会区生活的贫户，也会受限于户籍地的最低生活费标准，无法获得适切补助。

　　再者，法条把不动产纳入家户财产的限制条件中，也凸显出对“收入”认定的瑕疵。陈节如表示，有的贫户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间房子可以住，尤其在乡下，很多人反而因此无法申请到补助。

　　新制上路后，“内政部”对外表示，期望有82.4万人可以纳入社会救助体系照顾，截至今年6月，被认定为中低及低收入户者，也只有56.6万人，对于数据上的落差，“内政部”的说法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新制上路。”实际上，社会救助制度的倡导与执行，多半还是由县市政府执掌。各地各自表述，各自运作，不免让外界质疑新制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