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崑谈林毅夫:不忍看下一篇隔海祭文
前些天,笔者有幸见到了林毅夫先生。那是在北京饭店的金色大厅,全国台联的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举行报告会,请林毅夫和汪毅夫给来自海峡两岸的一千多名青年学生作报告。一位是世界银行副行长、著名经济学家,报告的内容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一位是全国台联会长、著名民俗学者,报告的内容是从俗谚俚语看台湾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真要感谢活动的主办方怎的就突发奇想,让两位堪称“台湾之光”的“毅夫”同台作报告,自然是妙语连珠精彩超群,大厅里掌声笑声喝彩声时而响起,现场“high”到不行。
在现场服务的我从台下望上去,林毅夫风采依旧,只是眉宇间多了些沧桑,家事国事天下事,三十余年过去,岁月如何不留痕迹?报告会进入互动环节,两位报告人逐一回答学生的提问。提给林毅夫的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大陆改革发展与台湾经济的关系,另一个则是请解释什么是乡愁?林毅夫用较多的语言回答了第一问,在回答第二问时,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至于问我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我想回家。”说完,他淡然一笑,但笑得勉强,笑得苦涩,笑得让台下懂他的我直想落泪。
当天回家,林毅夫的那句话始终萦绕耳际,思想起曾经与他的神交,我竟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索性起身,打开电脑,眼睛盯着屏幕,边敲击键盘,边整理自己散乱的思绪——
笔者关注林毅夫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考入全国台联的《台声》杂志任编辑,因工作需要,必须对两岸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涉及的人物有所了解,就在此时,听说了林毅夫。但只知道有个台湾人,是从金门泅水过来的。我在厦门眺望过金门,知道距离有多远,第一感觉是这人身体一定很棒。
由于家住北大西墙外,得地利之便,因而我家有了一个超大超棒的“后花园”,有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得闲,哪怕是晚间散步,夫妻俩一定要到北大校园里走走,为的是感受中国最高学府的文化氛围,沾一点灵气。后来,有了小女,不到三岁,就把她送到了北大幼儿园的小小班,于是,每天接送,至少要来去两次。
北大幼儿园的小小班设在校园北部的朗润园,那里曾经是恭亲王的皇家园林,幼儿园这边当时还算齐整,但隔壁一处旧宅邸正在大兴土木。站在不时掉下几粒桑葚的桑树下,我从等待接孩子的北大校工家属口中得知这里正在兴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那时,已经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林毅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任职,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名字,已经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台声》上。
那时的朗润园附近还是一处幽静的所在,小山上花木扶疏,路两旁二月兰盛开,小桥下鱼戏田莲,池塘里荷花绽放,曲径上落叶婆娑,篱笆上牵牛斗艳,小院里黄柿满枝,冰面上蒹葭苍苍……,真的是“四时之景不同”,而我带着女儿“朝而往,暮而归”,自然“乐亦无穷矣”。眼见着一处废旧的宅邸变身为小桥映带,花木扶疏,亭台楼榭,曲径通幽的院落,我每次接送小女时又多了一站必然逗留的处所。那天接孩子,正赶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挂牌,坐在中心对面的水泥预制板上,我给女儿讲台湾人林毅夫的故事。女儿似懂非懂,我知道跟她讲这些确实早了些,但因一个人而在北京大学设立一个研究中心,这个台湾人够牛。我的企羡,溢于言表。
在《台声》上出现的林毅夫,多是以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两会”或在京台胞参加活动的报道或专访,也有他的几篇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署名文章,在我的印象中,他仅仅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直到那一天,我见到了他的《祭母文》——
那是1996年的8月,我社收到了林毅夫写来的《祭母文》,他的母亲于7月初去世,因台湾方面的阻挠,他不能回台奔丧,于是写下了这篇祭文。
该文用文言骈体写就,全长1300字,可以说,字字血声声泪,若无孝子情怀,若无满腔积郁,若无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断乎难以成就此文。当年我编发校对这篇文章时,几乎每一次都泪流满面,特别是七次“呜呼”,四声唤“阿母”,层层迭进,追忆慈母生前点滴细节,任是铁石心肠之人也难不为之动容。我从心底里欣赏这篇美文,慨叹学经济的林毅夫竟然能写出让学中文的人汗颜的文章,即使是当今的大学中文教授,又有几人能写得出如此中规中矩、声情并茂的骈体文章出来?!
林毅夫的这篇《祭母文》发表在当年的《台声》第10期,那时,每期《台声》有3000多份发往海外,有1100多份可以直接寄到岛内。记得该文发表曾引起很大反响,有读者来信表达同情,也有读者从岛内、从林毅夫的宜兰老家打来电话,说准备串联呼吁台湾当局,出于起码的人道,准许林毅夫返台。
不觉6年过去,到了2002年5月,岛内又传来林毅夫父亲过世的消息。当时,林毅夫正在美国旧金山参加一项国际经济学术研讨会。面对记者的镜头,他潸然泪下。悲痛之余,林毅夫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赴台奔丧的申请,但各种杂音再次泛起,把本来很单纯的一次祭奠活动弄得雾霾重重。林毅夫最终不得不放弃,由妻子陈云英代为奔丧。
6月4日,从美国回京的林毅夫在北大朗润园布设了灵堂,祭奠亡父。当时我已经是《台声》的负责人,马上派了两位记者前去采访。那天的朗润园,庄严肃穆,灵堂上高挂着其父林火树的照片,两边是林毅夫亲撰的挽联:“烟雨凄迷,恨彼苍无理,插翅不能扶灵輴,空向南天仰精舍;恩波浩荡,悲子职有亏,泣血难以释腷臆,但从梦境觉音容。”灵堂右前方还设置了网络投影屏幕,透过互联网连线,同步播放远在台湾家乡的灵堂前举行亡父告别仪式的实况。据说当时林毅夫在屏幕中看到亲人和父亲的灵位时泪流不止,数次痛苦失声,长跪不起。
同年的第7期《台声》,我们在报道此事的同时,编发了林毅夫的《祭父文》。同样的凄婉感伤,同样的词彩飞扬,无尽的哀思和遗憾寄托文中,读之再次令人唏嘘。
文章发表后,我要送一些杂志过去。那是一个晚饭后,我携妻子女儿一起散步到朗润园,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朱红色的大门虚掩,院里上房和两侧的厢房有几盏灯还亮着,不知哪一间是林毅夫的办公室。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出来接过了杂志,说代为转交,我们不便打扰,就转身离去。其实那时没见面也好,见了面,真不知该说些什么。
两篇祭文,奠定了林毅夫在我心中的地位,我认为,仅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两篇祭文也写得文辞优美,中规中矩,可圈可点;更兼隔海哀诉,情深意切,千回百转,荡气回肠,真的是当今难得一见的骈体祭文,称之为当代祭文的范本都不为过。我甚至相信,如果不是搞经济,林毅夫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或教中国古典文学的教授。因之还想到通识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如此的缺位,学生从高中开始就分科分班教学,文言文教学的比重也明显不足,因而使得不少大学理科生,竟然不会写论文;不少文科大学生竟然读不懂古文。相较于林毅夫这样的一专多能,有关方面真应该认真反思。
再后来,林毅夫的名声越来越大;他成了中南海依重的经济决策智囊,是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参与者起草人,对中国的经济决策,特别是农村经济和国企改革等领域的政策,极具影响力。2008年,更是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成为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
但就是这样一位当之无愧的“台湾之光”人物,本该锦衣夸官,铺红地毯迎接,谁知依旧有家归不得。曾几何时,林毅夫的返乡问题竟然成了显学,多年来,两岸间不少专家学者政治人物知名人士都曾撰写文章发表评论,为此而论辩不休,但林毅夫的返乡路仍在云烟飘渺中。现如今,于一般民众而言,两岸间的往来已无任何障碍,可唯独一个台湾籍的林毅夫,却成了例外,令人遗憾之余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惑。
去年清明前后,林毅夫返乡问题又被舆论吵得沸沸扬扬,台湾上层又传出聒噪之声。笔者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清明,想起了林毅夫的两篇祭文》,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该文有幸被中国台湾网放在显要位置好几天,有不少读者都看到了。我在文中写道:“林毅夫是台湾的杰出人物,对他而言,台湾的舞台不够大,因此,他冒险来到大陆,把中国大陆960万平方公里当成自己的舞台。多少年之后,中国的舞台已不够他表演,他又走向世界,把整个世界当成了自己的舞台。林毅夫的成功带给海峡两岸和全世界的华人是无尚的荣光。”我的看法灵感源于当年《台声》记者采访林毅夫时林毅夫自己的一段话,当时记者问他为什么想到要回到大陆发展,他回答说:“我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一句常常讲的话,叫‘出头天’。但我认为,要想真正地‘出头天’,仅在台湾这个小地方是不可能的。如果祖国能够统一,台湾人就能在整个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能,这才是真正的‘出头天’。”(见《台声》1996年第5期游欣蓓文章《研究中国怎样起飞 关注两岸如何发展——全国政协台联组议政纪实》)
今年4月上旬,台湾著名律师许文彬先生率团赴河南郑州参加祭奠黄帝的大典,途经北京时,全国台联党组书记梁国扬宴请老朋友,特意让我们请来林毅夫夫妇与其会面。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林毅夫。席间我得便向他们夫妇提到了《台声》,提到了那两篇祭文,提到了去年我写的那篇文章,提到了在他们隔壁上幼儿园的小姑娘如今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了。《台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们为我高兴,陈云英给我留了她的邮箱,让我把那篇文章传给她。不久,我收到了她的回复:“很感谢您对毅夫和我的关心和支持。人生有许多事并不是自己可以把握的。还是希望毅夫在有生之年能够回去宜兰探望家人,祭拜父母。”
月前访台,在台北,作家履彊先生将他写的一篇文章送一份与我,内容是为林毅夫返乡的建言,履彊先生送文章与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同样都在关注林毅夫的返乡路。据称该文已送达台湾有关方面,还说林毅夫能否返乡,只在某人的一念之间。
我再次陷入困惑: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念之间”真的有这么难吗?我还是要强调,人间虽然需要美文,但美文者,乃“大凡物不得其平而鸣”的产物,所谓蚌病成珠是也。人说国家不幸诗人幸,但我们也不能为了欣赏美文,为了让诗人成名,而人为设置障碍,使人伦遭劫,悲剧延展。我真不忍再见到林毅夫先生写出下一篇《祭祖文》出来。(阎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