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台专家：民进党两岸政策辩论到底在辩什么？

　　民进党讨论两岸政策论述的“华山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场，主题分别是“对中政策的核心价值与愿景”和“如何处理‘九二共识’”。华广网5日刊载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的评论文章，点评分析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辩论。

　　全文摘编如下：

　　民进党讨论两岸政策论述的“华山会议”已经进行了两场，主题分别是“对中政策的核心价值与愿景”和“如何处理‘九二共识’”。第二场还邀请了前“国安会秘书长”、“九二共识”名词创造者苏起作引言人。但两场辩论下来，两岸大众并没有看出民进党有调整两岸政策的任何迹象。第一场辩论草草收场，没有什么共识；第二场则焦点模糊，更没有什么共识形成。会议完毕，有关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的讨论即可风歇雨霁，迅速降温，似乎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两场辩论中，民进党到底要辩论什么问题？目前来看，模糊不清。以第二场辩论为例：因为苏起在场，所以民进党抓住“九二共识”这个名词大做文章，声称“九二共识”是2000年前后创造的一个概念，两岸之间的“所有谈判文本”里都没有“九二共识”这一名词。说一千道一万，民进党无非是要表达没有必要去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类似的论调早已不新鲜，这是典型地将水搅浑、模糊焦点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民进党内非常流行，以至于只要述及“九二共识”，首先就是在概念问题上打转，而刻意模糊“九二共识”的实质内涵。但问题是，如果民进党只是想否定“九二共识”这个名词，还有什么必要大费周章搞两岸政策辩论呢？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民进党在事关大陆政策调整的关键问题上一直闭目塞听，掩耳盗铃。正如苏起所言，两岸之间“关键在于互信而非名词”。国共之间能够建立起互信是因为经过双方大量接触交流，对对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了都可以接受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九二共识”合乎各方面的要求而被选为表达互信的用词。民进党与其思考如何处理“九二共识”或创造新名词，不如思考如何建立民进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互信。换言之，民进党现在面对的是“是否要和大陆打交道”以及“如何打交道”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舍此根本，其它都无从谈起。

　　反观民进党这两场辩论，对这个关键问题却鲜有涉及。不但如此，这两场辩论给人的感觉是民进党中大部分人似乎对与大陆建立互信持否定态度。无论在议题选择及辩论过程来看，民进党内多数政治人物都多少显现出对调整两岸论述和两岸政策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态。可见，他们缺少积极推动解决目前民进党面临的两岸关系困境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辩论焦点模糊应该是有意为之，因为党内大部分政治人物对两岸政策的认知并没有改变。也正因为这样，民进党在否定完“九二共识”后，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相应的替代方案来处理日新月异的两岸关系。

　　民进党只有解决“要不要和大陆打交道”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对两岸政策和两岸论述进行系统调整，也才有可能对“台独”路线和政策进行改造。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民进党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比较一致的认知。即使有认为需要和大陆打交道并认为与大陆不能再搞对抗者，也大多是抱着投机的心态，即希望通过技术层面的处理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通过系统的论述调整来进行可长可久的整体设计。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两岸政策及论述的讨论，无论是叫“华山论剑”还是叫“武林会盟”，充其量不过是装装门面，做一下讨论两岸政策及论述的样子骗骗民众而已。

　　就两岸关系的现实情况来看，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到底应该如何调整，其实一目了然。自2008年一直到现在，民进党在“最后一哩路”上已经徘徊了很久，就是没有能力迈出关键一步，现在2014年选举在即，两岸政策的调整已经非常急迫。以民进党发展的历史来看，民进党只要是认为两岸政策需要调整，论述不是问题。对于民进党来说，所谓的论述是技术性问题，只要有需要，民进党不会找不出论述。不过，民进党两岸政策调整现实的急迫性未必为党内大部分政治人物所认知，或者即使有所认知但从自己利益角度考虑也未必愿意支持调整两岸论述。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民进党在近期两岸论述辩论中焦点散漫的根本原因。

　　民进党到底需不需要与大陆建立互信并建立较为稳固的互动平台？对这个问题肯定且较为一致性的认知是民进党大陆政策调整的前提。只有这样，民进党才有可能拿出调整政策和论述的善意与诚意。否则，如果民进党总是用朝三暮四和阳奉阴违的态度来处理两岸关系，其与大陆的关系不可能稳定下来，这种情形下所进行的“调整”只能是自说自话的内部消费，没有太大意义。鉴于以前关系的长期不睦，民共之间要建立起互信可谓困难重重。

　　民进党所谓的两岸政策论述讨论完全没有必要搞花架子，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在最关键的两岸关系基本样态认知问题上展开一次大辩论，明确现在两岸关系到了什么地步以及民进党是否需要改变以前视两岸关系为选举工具并操弄两岸关系牟利的态度。只有这样，民进党才能真正从台湾民众福祉出发去务实解决与大陆建立互信的问题，其对两岸论述调整问题的讨论才有意义。(陈星：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