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剖析台湾民主的危机根源

　　太阳花学运后，引起了各方对台湾民主的喟叹。《经济学人》杂志说，台湾未来将演成“由街头决定”；郭台铭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民主对GDP没有任何帮助”；同情台湾困境的新加坡企业家则慨叹，新加坡是“赢在没有民主”。台湾《联合报》12日发表社论分析：台湾的民主，何以走到今天的地步？

　　如果仔细分辨，当前台湾民主政治的大患，其实不是群众在街头的反扑，也不是郭台铭以为的“太过民主”；真正的问题在，台湾社会一直过度以自己现有的“形式民主”为傲，误将民主作为政治参与的“手段”当成“目的”，却忘了民主政治就和经济发展一样也需要“转型”与“升级”。这点，只需观察重新开议的“立法院”，在野党“立委”仍在进行霸占、杯葛、谩骂的粗暴游戏，对“立法院”遭占领之耻毫无反省，可见一斑；相对的，针对群众运动四起，马当局则仅进行了些许无关痛痒的人事调整，一样是无感的。

　　民主当然不能当饭吃，民主是为了解决“饭的生产”及“饭碗分配”问题的手段。街头群众强调的，是诉求“饭碗分配”的公平性；而郭台铭忧虑的则是，群众反对服贸、反对核四、反对经济开放，一直反下去，台湾最后会连饭都没得吃。亦即，目前台湾政治的问题，症结在政治体制无法发挥应有的效能，无法兼顾“生产”与“分配”的均衡，导致民众必须上街抗争，而实业家则忧心忡忡。

　　这些年，在经济成长缺乏突破的压力下，台湾注意到了产业必须转型的迫切性；但人们却似乎仍未意识到台湾政治也到了需要“转型”与“升级”的时刻，许多人依旧动辄夸示台湾的民主“成就”，以为它是台湾在东亚及华人圈的莫大骄傲。这种阿Q式的自满心态，导致台湾无法正视自己的民主症结，这才是政治质量难以提升的盲点所在。

　　久之，或积非成是，或劣根横生，使得民主质量无法继续提升。这点，可试从三个层次来解读：

　　首先，是“国家认同”的悬而未决：台湾民主化的动力，来自族群矛盾与“国家认同”冲突这两大敏感议题。过去30年，台湾民主进境主要是由于“宪政”及选制的松绑，完成了政权轮替、言论自由、族群隔阂消退等任务；然而，在“国家认同”上，却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及台湾经济力的相对衰退转趋尖锐。最近服贸协议之争，主旋律始终萦绕着两岸关系，学运的“反中”基调亦源于此；而民进党在“中国政策”的投机取向，刻意将“反马”与“仇中”画上等号，在在挑拨社会情绪。

　　其次，朝野从政者的素质及器识问题：台湾6、70年代后的经济奇迹，很大的因素是得利于台当局迁台带来的“人口红利”及“人才红利”；而随着“民主化”及“本土化”的发展，政治上的“民粹”氛围往往带有“反精英”倾向，使得许多人才不愿加入台当局或进入政党工作，也因此助长了民主的“反淘汰”。这点，只要看看朝野“立委”在“立法院”粗暴无理的问政，即一目了然；对此，仅着眼于选区重划或“立委”减半的技术性变革，显然对民主问政质量毫无任何帮助。

　　第三，公民社会的切割和挤压：一个社会的民主质量，有很大成分是取决于广大公民的基本素质。近年台湾公民的素养不是没有成长，但在蓝绿对决的割喉战争下，许多中间公民选择“隐形”或“不语”，以避免被贴上政治标签。长期下来，便造成了台湾许多公共议题缺乏客观、中立、专业的声音，而平庸的民粹论述却一再得逞。用政治压力迫使不同意见的人噤声，甚至强迫中立或持保留看法的人必须表态选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民主的逆流。遗憾的是，台湾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都表现出这类道德压迫本能，甚至，有些打着“公民运动”旗号的团体，选择成为政党的附庸，失去自己的独立性。

　　台湾因落实民主而失去一些施政效率，是所有人民必须容忍且共同承受的代价。但是，如果决策进程永远受绊于短视的选举时程，代议政治及多元社会总是被少数人胁制与把持，我们还要夸称这就是“台式民主”的骄傲，会不会太愚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