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反赌扫黑受贿者都栽了 行贿者该抓也得抓

　　在谢亚龙、蔚少辉和李冬生步南勇等后尘，而且涉嫌罪行抽丝剥茧渐露端倪后，诸多足球圈内人士颇有些人人自危。一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扫赌打黑风暴下一步风向难以确定，但在涉及足球圈如此广泛，涉案人如过江之鲫的大案中，接下来可能有大批行贿者被坐实，掀起扫赌打黑风暴的又一高潮。

　　不管是南勇、杨一民、张健强，还是谢亚龙、蔚少辉和李冬生，身陷囹圄的他们已经被钉在中国足球破败史的耻辱柱上。虽然坊间对他们所涉罪行猜测版本众多，甚至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足协贪腐案的症结所在，无非是一个钱字———涉嫌操控比赛、赌球已被公安机关所认定，贪腐、受贿也基本被坐实。但因此也牵扯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凡有受贿者，必有行贿者，在这条庞杂的利益链上，受贿者理应接受法律的惩罚，行贿者又岂能独善其身？

　　行贿者已达治罪底限

　　进入国家队需要花多少钱？承办一次国家队比赛，尤其是类似世界杯外围赛这样的大型赛事，又需要向中国足协的相关主管官员“意思”多少？希望赢下一场关键的中超比赛(当然也可能是故意求败，以满足赌球愿望)，要求中国足协派下“懂事”的裁判，价码几何？

　　按照多年来媒体已经曝光的，或者是潜规则之下那些公开的秘密，上述问题已经不存在太大争议。

　　某W姓国脚，曾为成为国脚进贡30万元，某Y姓国脚，献金15万后如愿重归国足。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他们戴上了国脚这顶光鲜的帽子，然后可以在与俱乐部周旋薪水合同时理直气壮，然后肯定得到了法律中关于“行贿罪”定义中提及的“谋取非法利益”。

　　至于那些以单位之名，金钱开路，赢得某些人气和政绩的地方足协，按照行贿罪的细则规定，行贿对象显然不止一人，而且也不可能不到十万元的底限，虽然很难去界定他们的非法利益，但他们已经攀附到利益链条之上，各种无形的利益，最终也会变成一长串数字。

　　接受记者采访的法律界人士在解读行贿罪时表示，按照现在媒体曝光的数字，这些国脚和单位负责人，已经毫无疑问抵达了足以治罪的底限，“试想，一位球员可以为自己的前途给足协或国家队的官员、教练行贿数十万，他们从其他地方能捞回的利益绝对不止这个数字。一些俱乐部向足协贿赂，要求派来希望中的裁判员，以达到掌控比赛的目的，背后的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有些是为了赌球，有些是为了夺冠或保级，这些行为都契合了法律条文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有些球员或俱乐部提及的潜规则，甚至表示是在这个大环境内不得不为之，这位法律界人士也强调，定性行贿罪，关键是看行贿人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和非法利益。“不管是你自己认为的潜规则，还是被迫，只要你从中获取了利益，就是行贿。”能规避行贿罪的唯一例外是，遭勒索而给予财物，但并非获得任何利益的，不被视为行贿罪，但在中国足坛这一池污潭之中，几乎不存在这样的可能。

　　主动坦白是唯一出路

　　事实上在审理涉及行贿与受贿的案件中，行贿者如果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并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往往会得到从轻处罚甚至免于刑事责任。

　　而在此次“扫赌打假”风暴中，已经有无数人前往沈阳“协助调查”，其中很多人也在调查结束后，平安离开，就有不少人是属于“戴罪立功”的范畴。

　　据记者了解，已经有众多足球圈内人士，包括教练、球员、各俱乐部官员，在过去一年时间内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在南勇、杨一民落网前，这些协查人士主要是涉及操控比赛、赌球、贿赂裁判，但所涉及的金额并不是太大，因此只是被公安机关要求随叫随到。

　　而在谢亚龙和蔚少辉、李冬生落网之前，已有部分地方足协的官员被要求“协查”，涉及的内容就是承办一些国字号比赛过程中，向足协高官的“行贿”事实。至于目前是否有国脚级人物，因为贿赂谢亚龙、蔚少辉等人而被协查，尚不得而知。但伴随着谢亚龙等人逐渐交代事实，这些正惴惴不安的球员随时可能浮出水面。

　　至于谢亚龙可能涉及的中国之队小金库问题，恰好是在福特宝老总邵文忠被协查后。邵文忠目前暂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方面可能是他并不是小金库的实际掌握者和运作者，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交代了大量谢亚龙等人更严重的罪过，从而戴罪立功被暂时从轻发落，显然，这也是大多数行贿者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