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兰的天价索赔官司中，争议最大的当属状告其美国的监护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面对铺天盖地“忘恩负义”的指责，当事人桑兰终于忍不住要为自己辩解。昨天，她一一痛陈当年的种种不快——“他们那样的做法，能叫恩人吗？”
一纸悔过
受伤后的桑兰寄住在刘谢夫妇美国纽约的家中。据她透露，其人身自由被两人严格限制，尤其是不允许随便接受媒体的采访，由此也错过了据理力争的最好时机。
桑兰保留了当时写给刘谢夫妇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这样写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怪我当时犹豫，我做错了，我确实做了件很对不起你们的事，但根本不是背叛你们，我一定会吸取这次深刻的教训，我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请原谅我吧……”
对于这封信的内容，桑兰解释道：“这是我当年在没有知会刘谢夫妇的情况下，私自接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他们知道后生气并斥责我。我当时很害怕，所以就写了这份悔过书，总的意思就是想得到他们的原谅。我一直没有说这事，因为它让我纠结很久，我曾一度想把这封信烂在心里，但我做不到。”
即便回国后，桑兰接受采访也要受限。“他们一直打电话过来，动不动数落我。比如有个媒体采访我，我没提到感谢他们，他们就说我没心没肺，没良心。”
一次轻生
最让桑兰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母亲赶往美国照顾她，却差一点因为屡遭数落，想要轻生。
“由于我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更多的是由我妈妈代为照料，但是谢晓虹总是训斥我妈妈笨手笨脚，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那时我也不懂事，也跟着谢晓虹训斥妈妈。”桑兰回忆说。
那时候，桑兰和她的母亲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女儿的训斥，让做母亲的更加想不开。“我妈妈非常委屈，可还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一天晚上，她趁人不注意在家中到处找酒，最终找到一瓶国内带来的药酒，一口饮下，然后昏昏沉沉地开始用头撞墙。后来被人发现，才阻止了她这种轻生的做法。”这也让桑兰事后非常懊悔。“那一刻我仿佛长大了，我哭着对妈妈说，‘妈你死了，我该怎么办？’我差点冤枉了自己的妈妈，我不应该在妈妈最孤独的时候说那样的话。”
一辆轮椅
刘谢夫妇曾在博客上表示，他们对桑兰“除了付出还是付出”。对此桑兰也给予了反驳：“他们付出了什么呢？治疗费？那是保险公司的钱，住院、康复、药品等都是。”
桑兰指出，当时在美国很多人为她捐款组成的“桑兰友好基金”，实际上一直由刘谢两人控制，直到2008年才交给桑兰本人。“不知道怎么用的，因为基金都是他们控制的，我也没有拿到任何明细账。开始他们跟我说，基金由4个人监管，他们不是监管人，结果2008年给我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就是监管人。”
桑兰说：“还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我回国以后，一些海外华侨等爱心人士，为我捐助了价值10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康复器材，但是最终我什么也没得到。谢晓虹让我捐出去，以表现她的高姿态、高觉悟，却牺牲我的利益。另外，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一辆轮椅，也在谢晓虹的‘安排下’被捐给了和我有一样遭遇的体操运动员刘玉婷，谢晓虹根本就没有顾及到我和家人的感受。”她无奈地自嘲道：“我一直都坐着那个旧轮椅，直到2008年才更换。我连想要得到一辆轮椅都做不了主，这多么可笑啊！”以上种种，让桑兰满肚子委屈：“说是恩人，你也要说出一二三四，恩在哪里？”
不过，对于桑兰及其经纪人、律师的种种责难，刘国生、谢晓虹两人现在却很少出声，基本不回应和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