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盼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证言不实也不会追究

　　上月进行的中国足坛反腐扫黑系列案第二批涉案人员庭审，本来南勇是更大的焦点，但因为谢亚龙当庭翻供，而失去了一些关注。当南勇庭审时的一系列言论曝光后，人们对他的印象忽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他不再是那个在处理武汉队罢赛时强横的南勇，也不是骨子里充满傲气的南勇……而是一个略显谦卑的人。4月25日铁岭中院开庭审理南勇受贿案，当时他态度非常淡定，庭审结束后脸上甚至露出了笑容。对此，南勇的律师高剑飞解释说：“开庭之前，南勇已明确了自己的态度，即使有委屈，有不实，也不再争辩，他准备坦然接受这一切。而他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案件，让中国足球体制内的一些怪现象产生一些改变，促进中国足球尽快与国际接轨。”

　　落网过程

　　本是协助调查 一去就是两年

　　南勇是2010年3月1日被公安机关反赌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带走的，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原福特宝公司总经理邵文忠。当天有人盛传他到国家体育总局开会去了，实际上他是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专案组通知他，说是问点事情，协助调查，当时南勇以为没有事，就让邵文忠和他同去公安局，并让后者在车上等他，结果这一去，南勇两年多没有出来。

　　南勇被反赌专案组带走后，关于他的传闻可谓花样百出，“去国家体育总局时怀揣了一张600万元的银行卡”、“收受爱福克斯贿赂数百万”、在北京开了一家“南家菜”……不仅是南勇，他的家人也列入了调查的范围中。银行账户被冻结，除了涉嫌受贿的物品如手表、保健品、酒之外，南勇家里的一些摆设，比如花瓶、字画等，甚至连几双好的皮鞋，都被当做证物，拿去“协助调查”；警方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不仅询问过南勇的妻子，还询问过南勇年迈的父亲，而在这个过程中南勇没有和自己的亲属见过一面。由于足球案涉案人员较多，案情又较为复杂，案件审理很难有突破性进展，因而开庭日期一拖再拖。直到2011年8月，南勇才第一次收到起诉意见书，并获准和律师见面。

　　实际上，为了准备打南勇这场官司，家里人早已经做好了准备，早在2010年9月，就已经聘请了律师，不过由于迟迟未能开庭，律师没有见到南勇，一切都无法展开。2011年8月2日，在看守所被羁押了一年半后，南勇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律师，经过数次接触，南勇的态度从左右摇摆逐渐变为了安然接受。

　　庭审记录

　　即使证言不实 也不想去追究

　　“花白头发”，这是媒体对中国足坛反腐扫黑案中的受审人员描述时用得最多的一个形容词，无论是谢亚龙，还是杨一民无不“一夜白头”。但南勇却不一样，4月25日庭审当天出现在媒体视线中的他，身穿红色棉衣，外套囚服，除了面容略微显得消瘦外，和从前没有太大的区别。公诉人对南勇提出的受贿指控，金额高达1489962元，南勇和他的律师对其中来自沈阳金德和山东鲁能的70多万元贿赂款予以否认。

　　即使是不承认指控，南勇的态度也和谢亚龙截然相反。一天前在丹东受审的谢亚龙可谓展开激烈抵抗，而南勇却态度温和，这与之前两人在工作中搭档时的风格截然相反。庭审结束后南勇显得精神不错，最后陈述时他说：“第一，感谢法官给予我及我的律师充分的时间，来表达我们的看法，并列举证据，其中某些证人的证词不是事实，我很委屈，但我也不想去追究了，希望法官能够按照事实依法判决。其次，我从事足球许多年，也有很大感触，中国足球作为众多体育项目中的一个先行者，最早开始了职业化，但现在看来，当时职业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各方面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足球职业化是作为试验品开始的。2001年中国男足首次进入世界杯32强之后，中国足球每况愈下，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上的问题，在这种体制下，逐渐衍生出了种种的潜规则，从事足球的人都身陷其中。我该做的工作也做了，但没有做好，相关人员不满意、球迷不满意、领导也不满意，出了这个问题，我又在这个位置上，历史选择了我，只能由我来承担这个责任。”南勇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但逻辑清晰。

　　在获悉杨一民等人受审并一审获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后，南勇的心理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他知道法庭对自己的量刑大概在什么区间，只是他的亲人仍旧希望他早点出来，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足球迈向国际化的推动者，“中国足协作为民间体育团体，将来一定要和国际足联接轨的，不管三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推动这一天早日到来。”本报记者 胡锐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