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频繁改名显示伪职业 大连FC或成新队名

　　大连FC，这支名字陌生的球队或许将在下赛季的中超赛场挑战恒大与舜天两强的统治地位。

　　年终岁末，阿尔滨并购实德、大连两强重组，熟悉的蓝色得以沿用，但是象征职业联赛八次冠军(大连万达、大连实德各四次)的“八颗星”，将不会印在新球衣上。一斑窥豹，新生的大连足球与历史划清了界限，却以一种不经意的行为揭开了中超伪职业的旧伤疤。

　　频繁改名成特色

　　中国足球职业化前，也曾有过商家赞助地方专业队拿得冠名权，如早年的上海申花队、上海阿克发队等。从甲A岁月到中超时代，球队更名逐渐成为家常便饭，在资本利益的驱使下，随波逐流，充当商业品牌的载体。1995年加入甲A的青岛颐中海牛，先后打出青岛啤酒、青岛哈德门、青岛贝莱特的广告标语，直至现在的青岛中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武汉队同样留下了一堆五花八门的称呼——武汉红金龙、武汉红桃K、武汉黄鹤楼及武汉光谷，被调侃为中国特色。

　　2002年，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张吉龙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规定：两年后所有顶级俱乐部的名称必须改为中性，不能带有明显的企业特征。“这是足球走向规范化的一个表现。”张吉龙列举日本、韩国联赛以及欧洲老牌劲旅的做法，但在大多数俱乐部老板的反对意见下，这个具有前瞻意识的想法最终让步——中超元年，俱乐部须以中性名称注册，球队可以继续冠名。

　　拒绝变革，一切照旧，中超代表中不乏异类，比如“上海国际”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性名词。2006年迁往西安后曾保留“国际”称谓，一年后更名为陕西中新，如今的身份是贵州人和。上海申花与北京国安两队本质上也是企业冠名，但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变迁与积淀后，商业味道早已淡化，“申花”与“国安”被塑造成两个中性名词，在培育球队文化的同时，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拥趸。

　　日韩拒绝商业味

　　活跃在欧洲顶级联赛的传统球队都有一大批赞助商，但他们的名字仅仅强调地域性，不会冠以任何别扭的称谓。比如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队与AC米兰，英格兰的曼彻斯特联队与曼彻斯特城队，这些与商业品牌毫无瓜葛的名字是世界足坛公认的旗帜，球队经营与推广未受任何影响。对球迷而言，身处一个讲究传承的群体组织，孤立的个体更容易找到身份认同。经年累月的品牌效应也更利于球队的长远发展。

　　日本联赛的职业化起步比中国早了一年，在职业化前的“企业队时期”也曾碰到相似的问题。比如鹿岛鹿角队的前身是“住友金属企业队”，浦和红宝石队原来叫做“三菱重工企业队”。日本职业联赛从企业联赛中演变而来，这些名字无一例外留下了历史烙印。当时日本足协的观点是：足球俱乐部的主要功能是丰富社区文化，规定禁止队名中出现广告商的名字，遂想出了各种中性但不缺个性的名词，这也让今天的J联赛球队的名字多了一种文化解读。

　　在韩国，大部分K联赛球队由财团赞助，1996年开始实施球队地区所属制，各队被要求以“所属地区加赞助商”的形式来命名。同年，大田市民队成立，这是K联赛第一家不属于任何一家企业支配的股份制市民球队。伴随观念的转变，中性名字渐成共识，半数球队在地名后加上“FC”、“United”或“Citizen”，其他选择“凤凰”、“天龙”这样的字眼，时至今日，附庸赞助商者寥寥。

　　经营疲软乃病根

　　“红山口会议”让中国足球摆脱计划经济，开始走向市场。风雨兼程19年，看似繁荣的中超与真正的职业化还很遥远。俱乐部迫于经营能力有限，离不开省时高效的“企业冠名”，将其视为衣食父母。如果以欧洲联赛的“三三制”为参照系，中超球队围绕赛事的门票销售、电视传播与市场开发的经济收益，甚至达不到俱乐部投入的一半。2011赛季，恒大投入预算为五亿，当年中超公司给每家俱乐部分红310万，由于目前的市场开发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天河体育场每个主场都能爆满，收支间仍存在巨大缺口。

　　缺乏职业精髓的中国足球依然是世界足坛的小配角，缺乏造血功能的俱乐部怎么看都像是一条寄生虫。无论阿尔滨还是实德，参与比赛的往返机票、赢球奖金到后勤保障，都需要背后的母公司来埋单。本赛季，贵州队敢于为足协杯开出3000万的夺冠奖励，这完全由“金主”的雄厚财力所决定，而像恒大、阿尔滨这样用巨额资本在短期内堆砌中超新贵、提升球队水平的做法，对于其他大多数球队来说，不过是望而兴叹的富人游戏。

　　与历史悠久、理念成熟的世界发达联赛相比，中国足球还是一个眼高手低的毛头小伙，他为自己设定过人生目标，却又不自觉地安于现状。既然爹妈侍候着，何必自己谋生路，在矛盾与妥协中，阻碍了中国足球的整体进步。

　　本报记者 黄春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