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变法”三年 中国足球在反差中是进是退？

　　2013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第20年，中国足协第五任“掌门人”韦迪在这一年元月调职，留下的是他在位三年期间“变法”形成的一系列反差。在全国媒体和数亿球迷的见证下，历经三年“新法”的中国足球依然充满争议，它在这一过程中究竟是进是退？

　　“国字号”成绩下滑与广州恒大崛起的反差

　　韦迪自2010年初上任以来，国字号各级队伍依然围绕着世界杯、奥运会等大赛规划蓝图，但整体成绩却跌入历史新低。相反，一度冷却的中超联赛却在三年中逐渐升温，尤其是与韦迪任期几乎吻合的广州恒大竟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崛起。

　　2010年拿下中甲冠军，次年创造中超“凯泽神话”，第三年进入亚冠八强——恒大崛起与韦迪施政三大主线之一的“坚持职业化道路坚定不移”相得益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也评价，恒大进入亚冠八强是中国足球在低迷中不多的亮色。

　　恒大“大投入、快发展、速成功”的模式，既成为一种带动，令大连阿尔滨、山东鲁能、杭州绿城等俱乐部纷纷大笔投入，也让部分俱乐部斥之为“扰乱市场”，但争议中的联赛还是提高了整体竞技水平和观赏性，让很多球迷心甘情愿买票入场。

　　“联赛这三年的确越来越火了，但各队场上主要位置都被外援垄断着。外援水平的确越来越高了，可国家队战绩越来越差，前锋、中后卫等关键位置一到用人时就捉襟见肘，”一位地方体育局官员评价，“恒大一枝独秀，被抽调到国家队的球员从7人增长到11人，可国家队为什么现在踢亚洲三流球队都费劲？”

　　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主教练刘友认为，韦迪在任期间强调坚持走职业化是无可厚非的，这是大势所趋。就历史、社会等背景而言，韦迪选对了方向，但很多事情需要时间、实践、执行、保障。

　　“校园足球人口”与“足球人口”的反差

　　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实乃“足球人口”小国，2000年尚有50多万的“足球人口”如今已降至不足2万人——这些数字仅包括职业、业余球员，不含社区、学校。为从长远利益规划足球项目成才模式，全国46座城市从2009年起相继启动了为期十年的校园足球发展计划——这也是韦迪任期内的主抓项目。

　　截至2012年11月，中国开展校园足球联赛的学校达到5084所，注册学生球员19万余人，足球人口2700504名。韦迪曾表示，校园足球的主要目的是让足球能够伴随着孩子们健康成长，他还在任职期间促成了百余名青少年球员到足球发达国家留洋。

　　但他也忽略了中国体育与教育存在矛盾的现实：高考指挥棒下多少孩子会真正选择足球？

　　2013年，比“校园足球”启动更早的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已进入第六年，青年少体质下降问题依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人士质疑，在小眼镜、小胖墩比例不断扩大的校园，体育课和日常锻炼本就被挤压甚至形式化，何谈参与足球？“校园足球”计划为孩子们参与足球创造了政策条件，但270万的“校园足球人口”增长实际价值到底有多少？

　　“因为‘校园足球’计划开展情况会被定期检查，所以很多学校在迎接检查时会适时作秀，营造出虚假繁荣，”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体育部门无权过多干涉教育部门的人才评价体系，足球也不能影响学生的升学命运，因而初衷很好的“校园足球”计划最后只能收获“校园足球人口”虚涨的结果。

　　“口号足球”与“民生足球”的反差

　　改革开放以来，由足球引发的社会话题和争议没有一个体育项目堪比，即便在国足连年战绩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足球的关注度也是巨大的。《长春晚报》资深足球记者陈勇认为：“中国百姓热爱足球，足球对百姓来讲也是民生，但是多年来中国足协一直在喊各种口号，却很少走进基层真正听取民声对足球的需求和建议。”

　　从喊了几十年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韦迪去年年底提出的“让足球为人的成长服务，让足球为社会服务，让足球成为终身受益的伙伴”，口号中的人情味虽然更浓了，但是足球的民生价值服务体系显然还有待提高，在很多家长眼中，这依然是一个与孩子前途毫无关联的健身项目，即便是从健身的角度考量，也并非主要的方式。

　　对于韦迪的离任，许多国内俱乐部相关人士评价谨慎，大多认为韦迪在中国足球假赌黑泛滥的阵痛之后接过一个烂摊子，能够在中国各体育项目中市场化最超前、问题最多、各方因素干扰最复杂的情况下走到今天实属不易，抓职业化、抓校园足球毋庸置疑，但由于缺少基层调研和实践以及长远规划的执行力度，导致很多想法最后只能流于形式。

　　如今，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民众对足球发展依然充满期待，想踢球的孩子和怀揣足球梦的人依然很多，如何发展“民生足球”是重要的课题。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刘军说：“不管韦迪什么原因离任，我们还是做好我们的事情，希望未来能有一些新变化，希望足球改革能有一些新东西，希望联赛能有改变，希望中国足球发展得更好。”

　　(王昊飞、王浩明、王恒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