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秘方药酒”致人中毒死亡 赠药人担30%赔偿责任

　　一小杯能缓解颈椎疼痛的“药酒”，几经转手后，竟然导致服用人中毒，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药酒”经检测，含有毒物乌头碱。出于好心连环赠“药”，不但令一个家庭破碎，还让赠“药”人自己背上了巨额赔偿金。

　　日前，普陀区法院对这起离奇的生命权纠纷案作了宣判，认为制药人和赠药人在未能确保赠与物无瑕疵的情况下，随意赠与他人，存在过错；被害人缺乏安全知识，盲目轻信、内服成分不明的“药酒”，亦存在一定过错，因此三方分别承担30%、50%和20%的责任，制药人和赠药人各须赔偿35万元和58万余元。

　　“药酒”有乌头碱成分

　　梁华一家来沪多年，租住在普陀区岚皋西路，以开五金店为生。一日，邻居郑云来串门。两人聊天中，梁华说自己有颈椎病，脖子总是不舒服。郑云一听，立即让妻子从家里取来的一种“药酒”，称可舒经活血，缓解颈椎疼痛，还能治疗风湿。“药酒”被装在一个葡萄酒瓶中，郑云让妻子倒了约一两送给梁华，告诉他喝了之后身体会发麻，嘱咐他“少喝点”。

　　两天后，也就是2011年11月23日晚9时30分，梁华饮用“药酒”后，果然出现了舌头及四肢发麻的症状。本以为症状会自行消失，谁知道到了24日凌晨，梁华开始呕吐，在120急救车赶到时已经死亡。

　　后公安部门到场处理，封存剩余“药酒”。经司法鉴定，梁华系乌头碱中毒致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死亡。而剩余的“药酒”也被检出乌头碱、新乌头碱和次乌头碱的成分。

　　梁华上有双亲，下有一对儿女，是家中的顶梁柱。其家属在2012年2月诉至普陀区法院，提出了116万余元的赔偿金额。

　　发麻原为轻度中毒

　　郑云手里的这瓶“药酒”并不是自己购买或者浸泡的，而是朋友郭斌赠与的。郭斌住在附近小区，曾经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因工伤导致胸椎骨折，后来他访到了一味“药酒”，喝了之后能缓解疼痛。至于“药酒”从何而来、具体配方是什么、如何制作，郭斌一律不肯说。

　　由于“药酒”效果较好，郭斌也给过一些要好的朋友，但他比较谨慎，一般都会把人召集到自己家中，分给每人喝一点，最多不超过5毫升，喝完4小时内会打电话询问情况。“药酒”喝完之后的确会有发麻的感觉，能舒缓疼痛，但为何发麻，郭斌、郑云都不清楚。实际上，发麻，就是轻度的中毒症状。

　　郑云也是郭斌的“患者”之一，他觉得“药酒”效果不错，想替老家的父母向郭斌额外讨一些。于是，在事发前3个月，郭斌用葡萄酒瓶灌了一些，送给了郑云，并告知每次饮用量为一瓶盖，最多不超过5毫升。郑云后来又将“药酒”转赠给第三人，郭斌对此并不知情。

　　出于连累别人的愧疚心理，在最初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郑云故意隐瞒了部分事实，称“药酒”系“3个月前在胶州路一路边摊以人民币800元购得”。但郭斌在小区里小有名气，很多人都知道他那里有一种神奇的“药酒”。郑云在压力之下，只好说出事实。

　　(文中人物为化名)

　　【案件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判还是不判；二是责任如何划分；三是延误就医责任在谁。

　　-判与不判?

　　郑云认为，梁华作为正常成年人，应该对“药酒”具有判断能力，因此自己对梁华的死亡不存在过错。而郭斌认为，他并没有直接赠送“药酒”给梁华，郑云赠酒亦不是他指使的，他并不知情，因此郑云闯祸与他无关，故不同意承担责任。

　　但法官认为，尽管郭斌和郑云的行为是基于自身体验后未发生不良反应，目的是为了受赠人的身体健康，且系免费赠与，但药酒与梁华死亡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中草药的成分是关键，要求浸泡人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郭斌不但是非专业人士，而且不清楚“药酒”的成分，在不能确保“药酒”无危害的情况下，赠与他人，存在过错。郭斌是过于自信，而郑云就是盲目轻信，接受郭斌所赠“药酒”后，在不清楚“药酒”的配方、成分、功效且无法掌控药性的情况下，就转赠梁华，亦存在过错。

　　-责任如何划分?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郭斌在施药时相对谨慎，他会把邻居叫到家里，喝完还会电话回访。郭斌将“药酒”赠与郑云时也曾强调，每次最多不超过5毫升。然而，郑云却没能把这一重要信息特别告知或者嘱咐梁华，他只说了要少喝，却没有具体量化。因此，郑云这一转赠人要承担50%的责任，浸泡人郭斌承担30%的责任。

　　而梁华本人亦明知赠与人并无相关专业知识，受赠“药酒”后未进一步确认成分、配方，未知是否安全即内服，盲目轻信，疏于注意，亦存在过错。

　　-延误就医责任在谁?

　　原告称，因为郑云反复强调发麻是正常反应，故梁华出现相应症状时未及时就医，导致延误治疗。但法院认为，郑云的确说过“饮用后有麻木感，之后会消失”等类似表述。梁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有自己的判断。且根据梁华妻子的陈述，半夜11时后，梁华开始呕吐，而郑云未提过“呕吐”的情况，梁华此时对自身异状仍未能提高警惕。因此，对原告主张延误就医之责在被告郑云，法院难以认定。　本报记者 徐轶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