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那”文学网络流行 中国作家缺少“钉子户”

　　编者按：

　　在网络上，流行一种“拆那”文学。1月6日,李承鹏新书《李可乐抗拆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王克勤、王小山、洪晃、高晓松知名人士到场，他们由“拆那”文学的讨论出发，从而对“中国作家作品的现实力量”的话题进行百家争鸣。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苍白无力的毛病来说，“拆那”文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个“拆时代”最直接的强攻。

　　“拆那”文学：用文学抗拆

　　　王小山：现在,有种文学叫“拆那”。完全不懂外语的人可能看不懂。什么叫“拆那”？“拆那”等于China的谐音。我们的时代就是一个拆的时代，拆什么？拆那。那是什么？那是一个代词。代的是什么？代的是大家的房子、大家的财产。谁来拆？这都是问题，我们接下来就研究这些问题。李承鹏写了一本新书《李可乐抗拆记》里说的就是这个“拆”。在2010年，尤其在2010年，好像是祖国大地、中华大地处处冒着火花和浓烟，拆得都差不多了。

　　王克勤：为什么拆迁不断地加剧，或者拆迁越拆越劣、越拆越狠？严格来讲与我们的GDP，也就是与中国模式有关系。中国模式是以国家主导的快速带领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模式下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实际上拆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人共同面临的痛苦。

　　王小山：为什么GDP的增长要拆迁？

　　王克勤：我觉得拆迁之痛是制度之痛。中国很多老百姓的房子不断地被拆迁，首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很多农民的土地被占，如果在一个产权清晰的私有制国家里，就不是你今天征我的地或者拆我房的问题，而是跟我谈价的问题、我愿意不愿意拆的问题。我想到美国有一个老太太占的屋子，想不到日本东京，也想不到两百多年前发生在德国的故事，18世纪中叶，当时国王威廉二世在柏林修了一座行宫，有一天他去他的行宫游玩，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法院给皇帝下了一份通知书，要求皇帝恢复原状。德国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原来我做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好在有独立的司法。我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私有制是每个被拆迁的人最后的选择。如果我的房子是我的，如果我们的法律保障我们的私有财产，使我的资产神圣不可侵犯，你能拆我的吗？

　　高晓松：就拆迁这个事我说个例子。我在美国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小区还算不错。据说拆迁花了四亿三千万美金，因为有一户、两户不拆，就一直在等，等了26年。美国是这样的，如果地上没房子，交地税。如果地上有房子，要交房产税。

　　王小山：假如有房子的话，70年后是谁的？

　　高晓松：永远是他自己的。我在西方待了很久，我觉得普适问题比普适价值要多得多。人们的贪婪也好，冷漠也好，丧失爱的能力也好，孤独也好，都不是制度造成的，都是人们自己的问题。

　　人学比文学更重要

　　李承鹏：美国花26年才把一个公寓拆了，设成一所学校，我们可以花两天半就把一条街拆了来建学校，我在书中有一个观点，什么叫公众利益？一个人的利益就不叫公众利益吗？一百个人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吗？

　　高晓松：大家老说政府，其实那个东西都是由人组成的，与其天天反思政府，不如想想那些人。他们是外星人吗？他们是天生邪恶的外星人吗？他们怎么就成了那个样子呢？他们难道不是我们自己身边的人吗？当今大学生毕业以后有一半会成为公务员，会进入政府，有一半会成为我们。成为他们的人是怎样的呢？与其反思政府不如反省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政府是由外星人组成的。

　　王克勤：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责备公务员,这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制度本身是一个文化，叫做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文化，可以改变很多传统文化。为什么我这样讲？单讲交通规则。城市里马路上有各种马路的交通规则，在草原上开车的司机是自由奔放随意地开车，但他进入城市以后被屡次罚款，甚至关在看守所，然后他接受制度文化，当他在城市里开一年、两年车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文化。所以说,制度是最能够改变人的。在“文革”期间有那么多红卫兵，以打砸抢为快乐、为追求、为梦想，那也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制度所决定的。我并没有说美国怎么好，德国怎么好，我们共同讨论人类面对的制度问题。我想到一段话，没有财产权的地方就没有公正。前两天,我的同事跟我交流一个问题，现在出现一个坏的倾向，有一些80年代、90年代不错的民营企业家和一些曾经身居要位的地方官员，他们兴办的企业后来也陆续地被并购。举个例子，今天王小山是某某县的县长，你帮一个私营企业，觉得私营企业不错，可以让你小舅子拿20万元把3000万元或者5000万元的企业收买。

　　高晓松：红卫兵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法国五月风暴的时候年轻人也上街，但是他们不打砸抢。美国也不上街，他们去听摇滚乐，40万人脱光了在地上滚。到我们这就是打砸抢。革命的时候你是应该打砸抢还是应该听摇滚乐还是应该做爱吸毒？我们这选择的是打砸抢。